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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生存权，它的法律形式主体也不可能是“人民”、“民族”之类的集体，尤其是我们不把生存权当作一种政治主张而是法律权利的时候。日本法学家大须贺明在论述生存权的主体时，也仅仅把具体的个人作为权利主体。“以生存权为首的各种社会权利的主体，是指生活中的贫困者和失业者等，是存在于现实中的个别的、具体的人，即带有具体性、个别性这样属性的个人”[15]。
至此，我们就可以判断一种集体人权的主张在实践上的可能后果了。人权因其脆弱而弥足珍贵，历史上以种种冠冕堂皇之由行践踏人权之实的事例不在少数。中国近代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的是“民国”，却以实施“训政”为由大搞一党专制，钳制公民的思想言论自由；欧洲的纳粹主义更是打着“纯化种族”的旗号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我们这里也许有必要提及一种相关的思想渊源，以表明上述敏感思想的理由：美好的“公意”也往往是灾难的根源。以塞亚·伯林、贡斯当等人曾经对自由作出划分，那种“消极自由”（免于外在强制的自由）才是值得推崇的古典自由观念，而那种“积极自由”（“能够做什么”的自由）观念却贻害无穷，据说这种“积极自由”的思想源于卢梭，法国大革命是其实践。“积极自由”危害巨大，它声称一种被视为崇高的观念统治人们具有无可置疑的合理性，“公意”高于一切——当然，个人的自由在它面前算不了什么。[16] 因此，危险主要在于，对所谓集体人权的诉求不但无益于人权实践，而且导致了对一向作为人权防御对象的公共权力的大大扩张，而个人人权面临着被忽视的危险。“集体人权”更容易成为漠视个人人权的理由，正如有人士所言，“如果一个社会过度强调群体权利而抑制个人权利，那么个人主张权利便会被认为是有损于群体权利而遭到贬抑”[17] 。
“集体人权”在法律上虽然似是而非，但我们不必然因反对 “集体人权”概念而丧失可能从集体的力量中获得的助益。否定集体可以成为人权的主体不意味着集体的权利不重要，[18]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拓展这些权利范围的努力，而仅仅是反对让这些集体权利获得“人权”的资格。毕竟，因为维护共同体的利益成为一种个人义务，集体人权的加入使得个人的自由大打折扣。如果我们意图从集体主张中获益，就必须安心于把“集体人权”限于从政治主张意义上去使用。例如，作为一项政治主张的自决要求对于维护一个民族、种族的独立自主是颇具意义的，如果要称之为“自决权”，则必须意识到这一权利的内容不主要是法律意义上的。自决权是政治主张意义上的权利，是依靠权利主体“自力”获得的，而法律意义上的人权是可以靠第三方的救济维护的。个人人权可以作为一项法律权利来看待，它是一种“三方关系” （享有者、侵害者、保护者）权利；自决权则是一种“双方关系”（争取者、诉求对象）权利，没有 “保护者”，因此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权利，而且自决权概念本身颇多争议。[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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