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Herman-Burgers,op.cit.,p.68转引自（瑞士）莉蒂亚·R·芭斯塔：《宪政民主的反思：反现代和全球化的挑战》，载《宪政与人权》，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43页。
阿克顿：《自由与权力》，商务印书馆，2001年1月版，第310页。
徐显明编：《法理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
阿克顿：《自由与权力》，商务印书馆，2001年1月版，第333页。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法治构成了近代西方的政治精神主流，但20世纪上叶也出现过一个法治衰微的时期，它是伴随着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产生的。在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一些国家的行政权力急剧膨胀，社会生活诸领域都出现了以行政代替法律的情况，法律的一般性遭到破坏。对这一问题的有关论述可参见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95页以下。
自由市场经济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甚至并未因福利国家的兴起而根本动摇。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面临的困境使得自由主义信条更受珍惜。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1页。
有关的“对第三者效力理论”的讨论可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月3版，第291页以下。
生存权出现于
宪法，并不能说明西方历史上出现了所谓“自由权本位向生存权本位”的转移，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地位从来就没有动摇过。生存权的出现完全是为了解决自由主义带来的社会问题。
这一点正如大须贺明所言：“一般来说，不管是近代还是现代，自立原则是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这种原则的重要根基，是最大限度地尊重个人的主体性和自立性的理念。只是现代资本主义诱发了贫困和失业等一系列社会弊病，而且此类弊病并非是由个人的责任造成的，而是社会的不正常现象。它破坏了国民的生活，使他们失去了应该享有的自由。而且因为如此，社会弊病危害到了市民社会本身的继续存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即在消除这些社会弊病、恢复市民的自由和权利这样的限度上，国家应对市民的显示生活和劳动机会进行保障。但如此对社会权的保障和经济自由是有一定限制的。因而，国家在进行保障之时存在着一种基本制约，即只是在消除那些社会弊病、恢复市民的自由和权利这样的限度上，国家才助市民们一臂之力。”见大须贺明：《生存权论》，林浩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