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 v. Williams（1999）案，运用契约法中的“双方性事实错误”原理回应了对辩诉交易的挑战；U.S. v. Standiford（1998）案，运用了契约法的“解除条件”原理对辩诉交易作了解释；Kraus v. U.S.（1995）案，运用契约法中的“欺诈性诱因”（inducement by fraud）理论回应了对辩诉交易的责难；U.S. v. Clarke(1995)案，以契约法为分析框架，解释了辩诉交易的协定；Margralli-Olvera v. INS(1994)案中认为，答辩协议在本质上具有契约性质，可以根据契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它；Brook v.U.S.(1983)案中则直接认为辩诉交易在法律上就是一种契约。转引自KIRKE D. WEAVER，A change of heart or a change of law? Withdrawing a guilty plea under federal rule of criminal procedure 32(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 Criminology; Chicago; Fall 2001.
如U.S. v. Olesen,920 F.2d 538,541(8th Cir.1990),辩诉协议虽然貌似契约，但它们实际上并不是，因此，契约原理并不是在此都适用的。Gov`s of Virgin Islands v. Springette,614 F.2d 360,364(3d Cir.1980)认为，即使辩诉交易通常被用契约法原理来解释，但
宪法标准仍要优于契约原则。如U.S. v. Barron,172 F.3d 1153,1158(9th Cir.1999.)
有两个判例确立了该主张，它们是：Bram v. U.S.,168 U.S.532(1897); Malloy v.Hogan,378 U.S. 1(1964).
在McMann v. Richardson 案中，法庭认为，一个有罪答辩不能因为它是由强迫性供述所激发而进行攻击，除非被告人没有得到称职律师的帮助。参见McMann v. Richardson,397 U.S. 759,90 S.Ct. 1441(1970).从该案可以发现，被告人在辩诉交易中获得律师帮助的重要性。
作为辩诉协议一方的控诉机关，如果不能兑现他的允诺，这个协议将面临着无效的危险。因为有罪答辩是基于被告人与控诉方的协议而作出，所以，作为对价的一方，控诉方必须履行他所作出的承诺。Santobello v.New York,404 U.S. 257,262(1971)； 当被告人与政府有了答辩交易，法庭应该确保被告人获得协议中的“应得物”，同时，在确定政府是否履约时，可以适用契约的基本原理，即如果被告人履行了协议中的义务，那么，政府必须受协议的约束。U.S. v. Giorgi，840 F.2d 1022, 25 Fed. R. Evid. Serv. 75.
根据《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32条（d）项规定，只有被告人说明正当理由，法庭才可以允许其撤回有罪答辩。其他情形，被告人的“违约特权”也将止步，如U.S. v. Gregory案中认为，按照契约法规则，如果辩诉交易的被告人违反约定，政府将因此免除协定中的责任。U.S. v. Gregory, No.97-1687, 2001 U.S. App, LEXIS 5424,at 11-17(2d.Cir. April 2,2001) 为了进一步保护被告人的利益，就“正当理由”的界定，美国司法实践中还发展出了比较具体的四个判断标准：（1）被告人是否有明确的正当事由；（2）被告人是否确认自己在法律上是无辜的；（3）作有罪答辩与提出撤回动议之间的时间长度；（4）如果被告人提出正当事由，是否会引起控诉机关的司法偏见。（KIRKE D. WEAVER，A change of heart or a change of law? Withdrawing a guilty plea under federal rule of criminal procedure 32(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 Criminology; Chicago; Fall 2001.
Santobello v. New York 案中意识到为保证答辩协议的真诚性，法院的审查是必需的。Santobello v. New York, 404 U.S. 257, 264, 92，S.Ct. 495, 500, 30 L.Ed.2d 427 (1971).
Johnson v. Zerbert,304 US.458,464(1938).
纽约州的政策是：只认可那些严格按照辩诉交易程序而达成的协议，且以“记录”为准， 控诉方脱离记录的承诺无效。法院认为，该政策提高了有罪答辩的准确性，维护了辩诉程序的诚信品格，并确保了定罪的最终性。Siegel v. New York,691 F.2d 620(2d Cir.1982).
参见James B. Haddd etc., Criminal Procedure: Cases and Comments, (fourth edition),The Foundation Press,Inc.1992.P1059-1060.
作为社会控制体系一部分的刑事司法，在犯罪学领域有两种具有统治地位的评价观点：“同意理论”与“冲突理论”（consensus and conflict theory），两者各自发展出了同意模式与冲突模式。前者认为，法律的发展是基于全社会的广泛同意，并反应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后者认为，法律是群体利益与权力运作相冲突的产物。同意模式在20世纪初期占据着统治地位，即使其影响力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下滑，在60年代丧失了其在法社会学与社会控制理论领域的奠基角色，并且现今主要理论已不再认为同意模式是最好的法律模式。但同意理论的假定在一定程度上已被现今流行的法律理论证实了其可靠性。如今，同意理论往往寄寓于“关系模式”（mutualist models），或者某种冲突模式之中。冲突模式也被称为“功能主义理论”（functionalist theory），它可以说是同意理论的一种变形。它认为法律旨在谋求更多的社会福利。凭借有序的处理争端、规训越轨行为以及控制犯罪，法律效力于社会中的每一成员而不是仅服务于权力集团的特殊利益。可以说，直到今天，同意理论在犯罪学领域仍有着重要的影响。Ronald L. Akers, Criminological Theories: Introduction and Evaluation, Roxbury Publishing Company, 1994.P15-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