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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辩诉交易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而出现。它深受“市民共和主义理论”的影响。随着政治学说的普及，已不再可能仅依靠法律强制来维持社会秩序。一个政权要想维护其正统性，获取民众的广泛认同（popular consent）至关重要。如果获得了这样的认同，这将极大增强其拥有稳定政治生活的可能。从历史的角度看，政权曾经凭借向民众培植其合法化的意识形态来获取支持，在这一塑造政治合法化的过程中，法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把冲突吸纳到法庭，法律救济先发制人的取代了超法律的、政治的纠纷解决途径。法律的普适性与形式平等性确保了政权能够代表大众的所有利益。但为避免制度的过度刚性而带来的僵化后果，以获取当事者同意为基础的辩诉交易制度，就充当了制度与社会生活之间润滑剂的角色。
（二）可以有效的缓解程序正当化危机是其发展的动力
辩诉交易制度之所以经久不衰，并在当代社会有所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它可以有效的回应多元化社会对程序的挑战，缓解制度危机。
整个人类社会在总体趋势上正步入多元化的时代。其中，不同的利益诉求都得以彰显，不同的价值取向都得以尊重，人们对自由拥有前所未有的渴望，对不同价值的选择倍加珍视，但由此却带来了权威的脆弱、认同的困难、确定性与安全感的丧失。这在刑事司法领域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出现了“程序正当化的危机”：传统的以“单线程与强制性”为主要特征的诉讼程序，无法满足诉讼参与者多元的利益要求。一个刑事案件的处理，总是陷于多元价值间的两难选择而不得兼顾，最后往往出现国家控制犯罪的目标不能达到的同时，却还让参与者丧失了应有的主体性。总之，传统的执法模式缺乏当今社会所要求的价值负载能力，它也不能承受多元化所带来的张力。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如果司法模式不增强多元利益的包容力，不为参与者的自由选择提供制度保障，其结果必然是司法体系不堪重负而濒临崩溃，社会不满流向制度之外、严重冲击社会秩序。
面对司法程序的信任与正当性危机，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但其中都体现了一种契约精神，即通过诉讼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与协商，达成共识性合意，使诉讼程序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价值包容力，以期在多元社会继续运作。[3]而辩诉交易恰恰就是契约观念注入刑事司法程序的产物，它可以有效的回应多元化社会与“后现代思潮”的冲击。[3]
三、辩诉交易中的契约观念分析
辩诉交易制度[4]虽然在道德与司法公正方面屡遭责难，[5]但它在美国仍十分盛行——不仅在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中有明文规定，而且，美国所有的司法机构都允许甚至鼓励辩诉交易。它在司法实践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85%－90%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结案的。司法人士普遍认为，如果没有辩诉交易制度，美国整个刑事司法体系将面临崩溃的危险。[6]
那么，辩诉交易为何在司法制度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以及，为何被告人与检察官特别青睐该制度？节省司法成本几乎是通说。如有学者认为，近一个世纪以来，辩诉交易制度已经成为美国刑事司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人与非法律人都普遍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大量的案件使既有的司法体系难承负荷。[7]当然，除了它使大部分刑事案件迅速且最终的得以解决之外，还有其他更多方面的原因：它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审前羁押阶段被告人的“被迫懒散”对社会造成的腐蚀性影响；它有效防止了那些有继续犯罪倾向的被告人在审前释放阶段侵犯社会的可能；它大大缩短了从指控到最终处置之间的时间，这非常有利于恢复那些最终判处监禁的犯罪人的名誉。[8]
但笔者认为，从辩诉交易制度的起源以及发展动因来看，它体现了一种契约精神、一种与当下多元社会相契合的观念，是其在现今美国茁壮成长、并波及很多国家的根本原因。6在阐述具体理由之前，必须交代清楚的是，辩诉交易中体现了什么契约观念？
契约的发展史表明，不同历史时期，基于社会政治与经济制度、文化观念的变化演进，与社会相契合的契约观念也一直在变化，比如与自由市场相吻合的古典契约观念与伴随福利国家思想发展而来的现代契约观念就有明显的不同，前者崇尚无拘无束的自由交易，后者强调国家干预与契约主体间的协作。由是，就有必要明确，对现代刑事司法发挥作用的契约观念之主旨。通过理论分析与制度比较，笔者认为，在当代刑事司法领域，除了有“犯罪控制与保障人权”的显性观念作为制度的价值支撑外，通过“对话与协商、获取合意下的社会治理”的契约观念，它如同成文规则之外的“潜规则”、长江波涛汹涌之下的“暗流”，也现实地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中，真实、自愿的合意是核心理念，它体现的精神是：为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运用自身主动性增进自我利益提供回旋余地。而合意的获得离不开如下前提条件：契约主体之间地位的平等、自由的选择、交涉能力的均衡、诚实守信的品格、契约的法律审查以及必要的救济。
辩诉交易中的契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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