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时代，有识之士力主教育摆脱政党或政府控制，是因为北洋军阀政府的罪恶有目共睹，而我们似乎还要讨论：一个有着善良目的的政党或政府是否可以被容忍对于教育事务的包办呢？我们说，如果这一状况有悖于言论自由、学术自治的基本理念，也是应当否弃的。而这也是当时“教育独立”思潮的已有之义。　　　
　　　 其实　，一种高尚的、出于良好意愿的对于“知识自由”的限制可能更是危险的，它甚至超过那些明显的恶意的对于教育的干预，因为这种善意的控制更容易被忽视、宽容和放纵。现今，对于那些后发的现代化国家，由于各方面力量之不足，人们不由自主地渴望或容忍一个强大政府之类的超个人力量的出现，认为这一机构或组织可以完成“赶英超美”之类的现代化目标，也正因如此，调动所有可能的资源和力量以谋求“发展”便成为限制学术自治和“知识自由”的正当性理由。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之路通常如此，如，新加坡、韩国在发展之初就走了一条“政治上高压、经济上自由”的路子。其实，在许多以“发展”为首要目标的国家，种种技术性的手段已经多为政府控制，政府的决策也越来越多地代替了公民的自主选择，大学也愈来愈被用来完成一种短期的政府目标的手段，而对于社会长远的文明进步来说，这无疑是危险的。
　　我们暂且将那种热中于经济及其他方面发展的态度简单地称为“发展主义”。 在“发展主义”者看来，在发展目标为正当的情况下，发展之手段亦可因此证明其正当性，任何损及这一目标的行为都将是应予反对的。这一态度将首先与学术自由（更广泛意义上是言论自由）的观念发生冲突。自由必然意味着某些言论和行为使另一些人不满。对“发展主义”的任何反对、质疑甚至不合作都可能让“发展主义”者恼火。因此，这样的当权者可能会以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反对学术自由（多数情况下是限制学术自由）。但短视的统治者总是因此犯下一些自己永远也无法理解的错误，那就是：限制学术自由以求维系发展的目标虽可收获一时之功，但往往是对社会的长远发展的釜底抽薪，因为，一种文明若是不断向前，必须存在经过自由探索产生的进一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否则，如果人们根据现有的知识成功地控制了所有的行动及当下的形势，以致于完全扼杀了促使新知识出现的各种机会，文明必然停滞不前。当权者还往往喜好将一种特殊的伦理目标强令公民尊奉，在担当经济发展的设计师时又是人民精神信仰的教父。他们对于那些背离既定的发展目标和“离经叛道”者最为常见的态度是必得而诛之。真理之最初传播，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倘若一个社会不允许有探索和尝试、力求所有的人都步调一致、思想统一，何谈“进步” 与“ 发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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