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教育独立”运动是浓重的一笔。
　　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由于军阀割据和相互混战，国家预算的大部分都用于军事开支，而教育经费只占很少一部分。1920年，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二分之一，教育经费只占七十五分之一。即使预算内的教育经费，也经常被侵占而不能如数拨付，这引起教育界人士的极大不满。于是教育界要求教育经费独立。1919年12月，北京各校教职员罢教，并曾接连两次发表宣言，其中提出：政府任命教育当局（教育总长、次长、教育厅长）时，须尊重教育界之趋向，选择富有教育上之知识与能力者，俾教育教育得以独立，不受政潮之影响；请明令急速切实筹集全国教育基金；请明令在基金未筹足之前，指定确实款项（如关税、盐税余款等类）为教育经常费及预备费，经指定后，不得挪移减少。北京教育界首先提出后，各省教育界附和于后。1920年9月湖南各校校长因当局拖欠教育经费，提出全体辞职，要求省长清理积欠，划拨专款，提倡教育经费独立。同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全体教育联合会第六届年会上，全体代表又通过了教育经费独立案。
　　实际上，解决当时的教育经费问题当然迫在眉睫，但若激情抗争仅限于此，这一历史事件恐无太多深意供后人追念回味。在当时的中国，对于那些抱定“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信念且不畏强权、身体力行的人来说，专权者对教育的的戕害无异于断其手足。因为人们意识到，只是经费独立，教育机关还在政府管辖之下，结果仍等于零。因此，在教育经费独立主张之外，教育界因反对军阀官僚政客对教育事业的摧残，又进一步提出了教育脱离政治党派、宗教而在立法、行政上完全独立的主张，这就出现了“教育独立”的思潮，并且形成了有一定群众性的 “教育独立”运动。
　　蔡元培先生是教育独立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1922年3月，他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了《教育独立议》一文，阐发了他的教育独立思想。由此文可以看出当时教育界的立场。在论及教育的目的时，他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 的人去应用的 。”针对当时军阀官僚各党各派争夺学校地盘的罪恶活动，蔡元培先生首先反对的就是“教育党化”，主张“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他论证说： “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例如，鼓励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入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中国古书说‘一年之计树古；十年之计树木；百年之计树人。’可见教育的成效，不是一时能达到的。政党不能常握政权，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了。”　进而，他主张实行法国大学区制，实行“教育行政学术化”，以保障教育不受政治干涉，摆脱军阀官僚的控制，而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来主持教育，以实现“教育独立”。抱持类似思想的，非独元培先生一人。李石岑在《教育独立建议》一文中也主张教育应“超乎政府管辖之外”。在全国教育独立运动大会上，有人发表演讲，主张教育独立可以参考法国学制。也有人写文章提出教育独立首先在于教育行政机关的根本改造，甚至主张废除中央教育部、地方教育厅，创立省县市城镇乡教育行政委员会，其组织由选举产生，采取合议制精神。 认为这样就可以“超乎政府管辖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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