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期间，为了塑造工农兵的高大形象，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一个个不食人间烟火，不谈恋爱，不结婚。在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一家三代，李玉和的邻居惠莲及其婆婆田大婶二人，都是光棍，都没有配偶。京剧《杜娟山》的女主角柯香年龄好大，却没有男朋友。京剧《龙江颂》中的大队书记江水英也没有丈夫，要喝鸡汤只能让群众送上门，而没有亲人来体贴。京剧《沙家浜》中的阿庆嫂好不容易有了丈夫，但从不露面，到上海跑单帮一去不回；另一个女主角沙奶奶也是无儿、无女、无老伴。革命英雄一个个“身穿红衣裳，站在高坡上，举手指方向，不当爹和娘。”革命英雄都不谈对象、不结婚，不当爹，不当娘，符合逻辑吗？符合事实吗？当然不符合。但是，逻辑和事实都必须服从主题，这就叫主题先行。
其次，根据主题先行的创作原则编出来的荒唐故事，要能广泛流行，光把故事中人物的脑袋变成猪脑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一种特殊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和法律社会心理作支撑。
《三国演义》成书的过程，正是中国封建专制走向极端的时代。封建专制法律制度的长期禁锢，使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都变得不能思考，不敢思考，不会思考，不敢质疑名著、名言和权威的历史结论。这是“曹操杀吕”冤案长期流行而无人质疑的法律制度上的原因。
坏人应当人人喊打，人人得而诛之，谁为坏人辩护谁就是坏人，这是长期以来中国人的固有观念。直到20世纪的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刊物《哲学研究》第9期上发表的著名哲学家赵汀阳的文章——《有偿人权和做人主义》，仍然主张“坏人没有人权”。这种观念导致中国没有产生，也不可能产生辩护制度和辩护文化。因此，坏人无权观念就成了“曹操杀吕”冤案得以千古流行的法律文化根源。
人们常说“不要冤枉好人”，却不说“不要冤枉人”，这就暗含着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坏人被冤枉一下无所谓，甚至是应该的。周扬先生在回忆上个世纪50年代胡风冤案的时候说过，当时他本人和专案组的其他人也知道胡风不是国民党特务，但是，既然胡风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多加一顶特务的帽子也无所谓，反正不是冤枉好人。连周扬这样的大人物都有过“冤枉坏人无所谓”的心理，何况社会大众呢？因此，“冤枉坏人无所谓”就成了“曹操杀吕”冤案长期流行而无人质疑的社会法律心理上的支撑。此外，公众还有过把瘾心理，也是这一冤案的社会心理支撑。平时受压迫太多了，在现实中不敢抗议，就需要在文学作品中找个坏人骂一顿，过把瘾，是不是事实？是不是符合逻辑？管他呢？信了他，过把瘾再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