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云乡的乡长“直选”作为以人事制度改革为诉求的试验是相当成功的，它为一个“政治寡头”式的候选人集团提供了公开争取职位的平台，也为普通干部提供了在人事制度之外获得“破格提拔”的新式机会。国土员谭志斌就是个成功的例子，他在竞选失败后随即被增补为副乡长。选举前那一场候选人之间破天荒的面对面竞选活动也的确有助于缓和干群之间的矛盾。
但是，如果企盼在中国出现以乡村自治为诉求的选举改革，那么这样的改革其实还遥遥无期。和中国农村的绝大多数乡村社区一样，步云乡社区的自组织力量和各种意义上的社区领袖还很缺乏，在这样的背景下，乡长直选并非本土多元化力量壮大之后与组织人事体系讨价还价的博弈结果，而是上级组织人事系统在改革的压力下的一种充满政治抱负的主动选择。
由于步云乡的乡长直选突破了现有的选举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此政治改革试验明确表态不予支持。于是，2002年初步云乡第二次乡长选举时，地方政府对下任乡长的“直选”采取了变通办法，即先直接选举“乡长候选人”，然后上报市委组织部批准，再由乡人大投票选举。这一过程的前两个环节完成后，地方政府一再等待观望，推迟最后一个环节的乡人大投票，直到《四川日报》发表了百岁老人蔡王氏参加乡长选举的照片，当地政府视此为省委和舆论的公开表态，才敢放手完成直选乡长改选的最后程序。
尽管乡长直选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但这一改革试验在现实政治系统中却始终“妾身未明”。遂宁市领导层和谭晓秋一直处在观望状态，保持低调，他们不知道，“中国第一直选乡”这张牌能不能大张旗鼓地打出来。今年春节前，一位当年参与直选领导工作的区委副书记谢绝了我的采访，他非常慎重地说，“选举是违法的，没有什么好谈”。在我最后一次去步云乡调查时，新上任的乡党委书记李翎从遂宁市委带回一个明确的指示：保持低调，未经上报组织部批准同意，乡政府不得擅自接受任何媒体和研究机构关于乡长直选的采访调查。
二、选举改革与组织人事体制之间的制度冲突
迄今为止关于步云乡乡长直选的讨论往往关心的是民主选举之意义，却很少涉及事关这类选举能否推开的一个重要议题，即要不要用个别职位的民主选举来替代对公务员的人事管理。在整个干部人事制度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单靠个别公务员职位的民主选举，能够从根本上改善农村行政管理体系吗？再换一个角度看，能用直接选举去替代公务员的人事管理制度吗？
在中国的农村行政管理体系和干部人事制度里，乡长只是公务员系列中的一个科级干部。从人事制度的角度来看，能否选择适任的人选来担任乡长，直接选举并非唯一的办法；如果干部人事制度能良性运作，同样也可以做到这点。而基层民主化建设的根本目标其实也不仅仅是改善公务员的选拔机制，而是还
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于民众，置行政于公民的监督之下。我们在当下中国农村所看到的是一种相当矛盾的局面：一方面，由于现有的干部人事制度往往不能选拔出民众比较满意的、真正对民众负责的乡镇长，所以要通过乡镇长的直接选举来改善这种状况；另一方面，乡镇长直选了，但其他干部的任命考核调迁却不得不仍然依赖公务员管理体制，于是在同一个公务员系统内，出现了权力来源和地位截然不同的两类人，即民选的公务员和由上级管理的公务员，两者变成了“油水关系”。民选乡长的实际身份因此十分模糊，他究竟是一位经选民投票产生的乡村社区领袖呢，还是党政组织人事系统中一名完全受上级约束的科级干部？这个问题在步云乡民选乡长的案例中显得尤为突出。
过去几年中，号称“中国第一直选乡长”的步云乡民选乡长谭晓秋历经两次乡长直选而获连任，但他个人在这场农村政治改革试验中也承受了极大的重荷。这里所说的沉重负荷并不单纯是一些媒体所宣扬的直选职位的“民意压力”。当然，非直选的乡镇长只需要对任命选拔他们的上级党委负责，而民选的乡镇长在直接选举过程中却不得不对选民作出面对面的承诺，因此当选后就要向民众负责，这是“民主”选举给民选官员带来的政治压力和责任。[3]但是，这种意在鼓励农村民主化进程的善意说法多少夸大了乡长直选的实际效果。从步云乡的情况来看，这种夸大掩盖了乡长直选后乡村发展所面临的甚至更大的困境，忽略了进一步实行制度性配套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同时，这种看法对于民主和“政治文明”概念及前景的理解也流于表层和理想化。
步云乡是遂宁市的一个最边远荒僻的乡，以前不通车，不通电视，手机亦无信号。近几年来，乡政府所在的场镇规模几乎扩大了一倍，有了5公里的柏油公路、集中化的农贸市场、闭路电视系统等等，当地的变化几可用“翻天复地”来形容。但这种变化真是因为“直接民主”产生的民意压力所致吗？乡镇的“直接民主”真具有一种点石为金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