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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读罢维雁来信，我再次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为一位自己未曾谋面的人哭，也许让人们难以想象，但是眼泪却往往不听人们理智的使唤。我长这么大，因为和我不直接相干的人的逝去而痛哭不已，只有三遭。一次是著名作家路遥先生的撒手人寰；再次是著名舞蹈家付春英女士之死于非命；这是第三次。为前者而哭，是因为我在上大学时曾在一个文学讲习班上听过他的讲课，我不敢相信那样强健的身躯会失去活力，更不敢相信那样富于同情心的心灵会停止跳动。为中者而哭，在于她塑造的反弹琵琶的“飞天”形象，是我享验不尽的美感源泉，在于我对那些为了些微小钱，公然谋财害命的亡命之徒的无限痛恨，更在于我作为一名法学工作者对我们身处的时代法治秩序混乱不堪、难以救治的伤心感叹！为后者而哭，则是还活着的思想者对已逝去的思想者的悻悻相惜，更是对不少知识分子英年早逝这一时代悲剧的仰天长叹、徒唤奈何……
基泉逝去的确切消息，又使我不自觉地陷入悲痛的沉思中：尽管人生在世，免不了面对生命之终结。造物主给人们许多的不公平，但有两样却永远是公平的，那就是生和死。人自从来到世间，就是面死而生的。不过，虽然人之生都是赤条条而来，但人之死却往往价值各异。正如司马迁所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面对生的苦难，人们究竟如何对待？我想，基泉君临终前的作为不无给人们以启迪。在我们这个人们普遍逐权于朝、求利于市（当然，只要合法，这也无可厚非）的时代，特别是法学科班出身者，能够在尽管热闹，但又不失宁静、甚至冷清的校园里安心求学，一心向学，实在是凤毛麟角、难能可贵！
俗云：“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就我个人兴趣而言，尤为欣赏那些为了学问而罔顾其他的拼命三郎。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尊敬的一位走红学者公开申言中国学者太多了，主张分流一些学者们去经商。彼时我也对此深信不疑，但及至和海外学者们有了更多的接触，才深深感到决不是我们的学者太多了，而仅仅是在我们这里，混在学界的人太多了；轻贱自己学术职业、学术生命的人太多了；对学问及学者抱持相当戒心、甚至敌意的人太多了。我深知，尽管在人生路上做何种选择，那是每个人自由意志的结果；但同样，对每种选择做何种评价，也是评价者自由意志可以作为的所在。虽然，在我的交往关系中，不时可看到一些为了一心问学而辞“官”为民者，也不时看到一些秉烛夜读、笔耕不辍者……但我见得更多的，甚至曾不断地见到的却是这样一些所谓法学教师和“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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