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强调对物的直接支配与排他性的定义：“物权者，直接支配其物，而具有排他性之权利”(台湾张龙文)；“物权者，直接管领有体物而具有排他性之财产权”(台湾吴明轩)；“物权者，系直接管领特定物，而以具有排他性为原则之财产权”(台湾倪江表)；“物权者，以直接管领有体物而具有排他性为原则之财产权”(台湾曹杰)；
(四)强调对物的直接支配、享受利益与派他性的定义：“物权，乃直接支配其标的物，而享受其利益之具有排他性的权利”(台湾郑玉波)；“物权者，直接支配一定之物，而享受利益之排他权利”(台湾史尚宽)；“物权，乃对一定之物，为直接支配而受其利益之排他的权利”(日本我妻荣)；“物权，乃直接支配一定之物并享受其利益的排他的权利”(日本小沼进一)；“物权，谓以直接支配特定物、排他地享受其利益为内容的权利”(台湾林良平)。[6] 仔细分析上述四类物权的“不同”定义，可以轻易地发现，众多学者就物权定义所作之不同表述，其实差异完全在其表述内容的“量”而非在其“质”：第一类定义的内容为“支配”；第二类定义的内容为“支配”与“享受利益”；第三类定义的内容为“支配”与“排他”；第四类定义的内容为“支配”、“享受利益”与“排他”。亦即四类定义如拼图一般，在不动“支配”的条件下，将“享受利益”和“排他”或替换、或并合，从而构成大小不同之形状。
物权的“质”的规定性是什么?物权为对物的支配权，故“支配性”是其本质特征。所以，上述四类物权的“不同”定义之共同处，当然是无一例外地把“对物的支配”作为物权最基本的特性予以确定。因此，就物权定义所发生的争议，实际上针对的是应否将“享受利益”及“排他性”在定义中予以明确表述的问题。
前述第二类物权定义在“支配性”基础上再添加“享受利益”，据支持者解释，其重要意义在于以此表明“构成物权之利益要素”。但为什么非得要表明此点呢?难道对物的“支配”不就当然蕴涵着享受由此而至的利益吗?支持者又说：“通常认为凡权利均包含利益，似乎不表明利益之享受，未尝不可。但也存在权利主体不享受利益的特殊情形，例如所谓财产管理权”。因此，为使物权与财产管理权相区别，应表明构成物权之利益要素。[7]我认为，此理由不甚强大：民法上许多概念的定义常常不能像数学公式般地严谨，但并不影响人们对之进行正确理解，或者说，民法上许多定义只须指出事物的本质特征即可，对于定义，常常还需要作另外的解释。例如，台湾史尚宽先生对债权所下定义为“债权者，以对于特定之人，请求特定之行为(作为或不作为)为内容之权利也”。[8]此定义显然并不严谨，其并未分辨出债权之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及身份上之请求权的区别。但在特定语境中宣示这一定义，强调债权之“请求权”的本质特征，并不会使人发生错误理解。再看日本学者于保不二雄对债权所下定义：“所谓债权，系以特定人(债权人)对于特定人(债务人)请求一定之给付(作为或不作为)为内容之权利”。[9]此定义与前述史尚宽先生的定义并无不同，只是对请求权关系作了主体上的补充说明(主体为债权人与债务人)。但如果不继续对债权人和债务人作进一步解释(定义)，则这一补充说明对于了解“债权是什么”其实毫无意义。因此，物权的定义之目的主要在于揭示物权为“对物”的“支配权”之本质特征，物权人享受物之利益，实为支配之目的或支配之结果。诚然，如果仅仅将物权定义为(前述第一类定义亦即最简单的定义)“对物的直接支配权”而不指出物权人对物之利益的享受，则有可能使物权的定义被不当地适用于所谓“财产管理权”(此处的“财产管理权”应当是指对他人财产的管理权，如监护人对被监护人财产的管理权、财产代管人对失踪人财产的管理权等)，因“财产管理权”享有者同样得对财产(物)为直接的支配(虽其不享有由此产生的利益)。但是，必须看到，“物权为对物之直接支配权”是被放在一个特定的环境(民法之物权法)中加以表述的，因此，对于这一定义中的“对物之直接支配”，绝对不能采用一般的理解(即凡是对物为实物上之控制者，即为直接支配)，否则，保管合同中保管人对保管物的控制、运输合同中承运人对承运货物的控制、承揽合同中承揽人对加工物的控制、委托代理人对代理销售的物品的控制等，都有可能被理解为“对物的直接支配权”即物权。故财产管理人对财产的实物控制、管理乃至处分，其本身就不应被理解为物权法上所谓之“对物的直接支配”。要不然，即使采取前述第二类物权定义即“物权为直接支配物而享受其利益的权利”，也会引起同样的理解上的错误：如租赁合同中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有并享受其利益(使用)、借用合同中借用人对出借物的占有并享受其利益等权利，均有可能因“符合”物权的定义而被认为是物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