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关系分析
在这75个
刑法不典型现象背后，我的研究发现了三个关系。
关系之一：从
刑法体系结构与其轻重结构的关系看
刑法不典型。请观察图3以及表5：
从图3中可以看出，大部分总则不典型（63.3％）都是趋轻不典型，而大部分分则不典型（95.0％）则都是趋重不典型。表5实际上就是图3的数字表示。从表5中列百分比的比较可见，总则不典型比分则不典型有更大的机会趋轻（63.3％＞5.0%），而分则不典型比总则不典型有更大的机会趋重（95.0％＞36.7％）。而且，从表5中行百分比的比较又可见，大部分趋重不典型（77.6％）都分布在分则当中，而大部分趋轻不典型（90.5％）都分布在总则中——列百分比和行百分比的经验含义得到了相互印证。据此，关系之一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在
刑法不典型现象内部，总则趋轻，分则趋重。例如，从旧兼从轻、缓刑、减刑、假释等总则不典型同时又是趋轻不典型。而分则中某些牵连犯的数罪并罚，则属于趋重不典型。由于这些经验现象的数量关系显著到符合统计规律的要求，于是，我们相信这数量关系是一种规律性描述。
关系之二：从刑法规范的抽象层次结构与其轻重结构的关系看
刑法不典型。请观察图4和表6：
图4表明，三类抽象层次不同的
刑法不典型不仅总量不同，而且，在基本原则不典型中，趋轻不典型占绝对多数（83.3％），在重要范畴不典型中，趋轻与趋重两者基本持平（52.9％≈47.1％），而在具体规范不典型中，占绝对多数的（92.7％）则是趋重不典型。仔细观察表6便不难看出，
刑法不典型的抽象层次越高，表现为趋轻不典型的概率越大（83.3％＞47.1％＞7.3%）；其抽象层次越低，表现为趋重不典型的概率越大（92.7％＞52.9％＞16.7%）。而且，表6中的列百分比与行百分比之间的经验含义还得到了相互印证。据此，关系之二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在
刑法不典型现象内部，抽象趋轻，具体趋重。例如，
刑法第
63条第二款规定的“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实际上就是相对罪刑法定这一基本原则而言的
刑法不典型，同时也是趋轻型的
刑法不典型。而加重制度、第205第二款、第206第二款、第229第二款、第240第一款、第328第一款、第358第一款规定的牵连犯加重处罚等等，既是与相对确定的法定刑、牵连犯从一重处断等具体刑法规范而言的不典型，同时又是趋重不典型。这些经验现象与数量关系的描述相结合，使
刑法不典型规律的另一个侧面显现出来。
关系之三：从法治环节与轻重结构的关系看
刑法不典型。请观察图5和表7：
图5和表7显示的信息是，第一，法定
刑法不典型的总量大大超过适用的
刑法不典型。第二，如果一个不典型是法定的不典型，那么，它落入趋重不典型的可能性占73.0％，而如果是适用不典型，那么，它成为趋重不典型的可能性只有42.9％。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不典型是法定不典型，那它只有27.0％的可能性成为趋轻不典型，但如果是适用不典型，则有57.1％的可能性是趋轻不典型。据此，关系之三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在
刑法不典型现象内部，适用趋轻，法定趋重。例如，法律明文规定数罪并罚、加重处罚、从一重重处罚的牵连犯以外的普通牵连犯的判定，既是法官适用法律的结果，同时，又是一种相对一罪一罚而言的趋轻不典型。相比而言，持有型犯罪首先是一种法定不典型，同时，除作为和不作为以外，持有也成为刑事规制的对象，这显然又是一种趋重的不典型。应当交代的是，从统计规律上看，适用趋轻法定趋重的规律性，并没有总则趋轻分则趋重、抽象趋轻具体趋重那样显著，P值大于0.05，但又小于0.10。因此，仍在较低水平上具有一定规律性。
4、结果讨论
实证数据显示：总则不典型、基本原则不典型或者重要范畴不典型，以及适用不典型的共同特征不仅是比较原则、笼统、抽象，而且往往趋轻宽宥。与此相对，将分则不典型、具体规范不典型、法定不典型这三者联系起来便可推论：
分则不典型往往是趋重不典型；
具体规范不典型往往是趋重不典型；
法定不典型往往是趋重不典型；
而分则不典型、具体规范不典型、法定不典型都具有操作性强制度化程度较高的属性；
所以，操作性强制度化程度高的不典型往往是趋重不典型。
试比较两例：
刑法第
63条第二款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这一规定赋予司法机关这样一个权力——即使不具有
刑法明文规定的减轻情节，只要司法机关认为应当法外容情，便可以突破法律的明文规定。这显然是总则规范中相对罪刑法定这一基本原则的不典型，而且，还是一种趋轻不典型。但是，何谓“案件的特殊情况”？是相对法律规定的特殊还是相对伦理风俗习惯的特殊？最高人民法院是否核准的依据是什么？所有这些，都因缺乏既定尺度而使法律适用过程变得不够确切、确定。另一例是，作为特别法，
刑法第
148条的规定轻于第
140条的一般法。这时，如果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就只能适用轻法，形成对重法优于轻法原则的不典型；而按照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就只能适用一般法，形成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的不典型。对此，
刑法第
149条规定，
刑法第
148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的处刑原则是重法优于轻法，实际上是指明按照第
140条一般法处理第
148条特别法规定的犯罪。这样，虽然构成了对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不典型，虽然是一种趋重不典型，但是，它是一种法定的可操作性很强的不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