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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对上述社会发展的事实的认定上，《走向权利的时代》的作者们认为有必要对当代中国人权利的观念和制度的定见重新加以审视，并试图以一种“权利的社会理论”或视角对当代中国人权利的发展进行描述和解释。立基于此，《权利》一书的论者们从权利的多个方面对中国人权利发展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该书对权利的讨论可以被归结为权利的三个题域，即权利观念、权利保护机制及权利体系；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权利》一书编者们对权利的认识，一如该书主编所言，“如果说权利的存在表现着文明秩序的存在，那么，关于权利的观念、体系和保护机制的存在，就表现着权利的存在。权利的发展，大体说来，就是权利的观念、体系和保护机制的发育和生长。或者说，就是权利的本质在观念、规范和体制方面的逐渐展现”（“绪论”，页３－４）。
然而，上述对权利的甄别并不是《权利》一书的基本论题，但却为它所设定的具体研究提供了框架：第一编为中国人权利观念转换的研究，第二编为权利保护机制的研究，第三、四、五编实际上是权利体系的研究〔1〕。
《权利》原本的意图设定是：通过描述和解释当代中国人权利的发展来把握中国的社会发展。夏勇认为，当下存在的种种甚至相冲突的关于中国人权利的解释本身的对错或许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通过描述和解释中国人权利的发展，来理解中国社会道德、法律和社会体制的变化，并且从这种理解中得出清晰的判断，以便更加明智地通过加强权利保护来促进社会发展，通过社会发展来谋求更多的社会正义”（“绪论”，页３８）。可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透过权利的研究来认识和解读中国社会发展的“视角”。
然而，要达致这一目的，关键仍在于如何描述和解释中国人权利的发展；因此，这个问题构成了《权利》一书的核心论题。夏勇在“绪论”中指出，描述和解释权利的发展，不像描述和解释一部法律那样简单，它要求对社会变迁和其中所包含的与权利相关的伦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多种因素有一种深邃而明晰的把握，要求有一种社会发展的视角（“绪论”，页３１－３２）。这就是说要求一种透过对社会种种层面的分析和研究来理解及认识中国人权利发展的“视角”。因为权利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又依赖于社会的发展：每个人对权利的感知、要求和获享，以及道德、法律和体制对这种感知、要求和获享的承认和支持，都取决于每个人所在的社会，并且唯有通过该社会的发展才能得以进步。夏勇认为，完成这样的任务，首先要对法律和社会进行大量的经验研究。尽管一个安全可靠的法律制度的存在是权利发展的关键因素，但不同的国家在权利发展上的惊人差异，究其原由，则通常是非法律的(nonlegal)，在这里，社会经济环境似乎显得更重要些（“绪论”，页３３－３４）。
从《权利》一书在上述基本研究论题的设定中，我们可以比较明显地发现其背后的基本逻辑预设，亦即“权利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互动的”（“绪论”，页３２）；这就是说社会的发展促进权利的发展，而权利的发展也反映并促进社会的发展。进而，由于每个国家的非法律的社会经济环境不同以及它们发展的具体道路的不同，所以我们又可以在上述基本逻辑预设上推导出一个与《权利》一书的核心论题在层面上相一致的次级预设，即“每个国家（或社会）的权利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有着自己的特征”，具体而言，中国人的权利发展与社会发展间的互动关系有着自身的模式。就像《权利》一书论者们自己所宣称的，他们正是“企图在把握社会发展与权利发展的互动关系的前题下，描述和解释在我国现阶段权利观念、权利体系和权利保护机制成长的过程和规律”（“绪论”，页３８）。
在《权利》一书中，论者们就中国人权利观念的演化、就权利保护机制的律师业及司法制度的重建、就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权利体系的建构等问题进行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和研究，进而认为：随着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停滞转向发展，尽管仍存在着种种问题，但当代中国人的权利确实得到了进步和发展；具体来讲就是：一、中国从曾经自上而下地对义务的强调而转向了当下中国人自下而生发的权利观念或意识的增强；二、中国权利保护机制的律师业逐渐社会化及司法制度的角色日益加强和趋向与国际标准的接轨；三、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权利规范体系日趋完善。与此同时，《权利》的编者还得出了另外两个相关的信念：一是中国人权利意识的逐渐强化以及与此相应的权利体系和权利保护机制的不断趋于完善，将是推进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二是权利领域中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进步，都不仅仅取决于意识的觉醒和价值的执着，更需要细密的程序设计和扎实有效的机制运作（“前言”，页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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