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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和献身于家族的荣誉是其成员的信条，据此个人在黑帮中被激励、任用、判决和保护。这些信条对于把罪犯相互联在一起并使之逃脱法律的制裁非常有效。
按詹姆士（Jameson）的说法，家族与社会相当的强大的图像反映了一种“乌托邦的渴望”，以逃避资本主义的牢房。“‘家族’是部落归属感的一个白日梦，”科蒂（Cawelti）回应道，“以保护或支持个人来反对现在商业和官僚主义政府的冷漠和漠不关心。”
批评家们解释说，黑帮的残酷作为一种暴力的象征，在资本主义社会由来已久，并假设家庭作为暴力的避难所。但《教父》的情节暗示，家族不仅是考利昂（Corleone）帝国的成功源泉，而且也是自我毁灭暴力的循环中的一环。迈克尔（Michael）在埋葬了一个哥哥、谋杀了一个妹夫、疏远了一个妹妹和背叛了他的妻子的信任后，重新加入了家族的事业。
十
普佐对有组织犯罪的描写是非常成功的，原因在于他宽广的视野、独到的眼光、对人性黑暗面的洞察力。犯罪的合法化的复仇是《教父》的主题，普佐描述了黑帮家族考利昂的崛起的发家史，同时勾画了美国的社会结构，包括维托的善行、高度组织下的控制机制、精密的计算、对家族的敌人――叛徒、家族的不称职者和敌对派成员的迅速的报复。在《教父》中，普佐开始探索有组织犯罪作为一种由其神圣的习俗、严格的行为规则特别是个人荣誉和忠诚所主宰的自足的社会实体的存在。
从叙事结构上来看，《教父》采用的是一种立体的块面结构，而非一般常用的线性结构。即一个场景的展开，或一个故事的开始往往不是依赖于另外的一个场景或者故事。各自有各自的原因，事件独立地在那儿慢慢延伸，看似毫不相关，实则是用一个全息的视角来展现伸向教父的各种线索。教父就隐于这些事件的下游，一切的矛盾和冲突在这儿交汇起来，逐渐形成一个个的结，等待教父去解。
为了加强效果，时间和空间上进行了分割与整合。与一般的叙事作品相比，倒像是电影。倒叙的方法用得较多，首先引出一种结果，然后再来交待背景和原因，就可以从容地把握，也有利于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在他关于黑帮的小说作评述时，他承认说他写作，“完全是为了探索。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真正的相信上帝的歹徒。我知道赌徒世界非常好，仅此而已。”[48] 但在，我们也不要高估普佐写作的动机，他认为，他写作就是为了钱。“你知道卖出了多少拷贝？我得到钱了。没有人说我只是卖书。不得到钱。统计上，他们什么也说明不了，除了钱。” 金钱――它的诱惑和力量――主宰了普佐的工作。“对我来说，”他说道，“钱，从人们的行为上看，是从事任何事物的焦点。” “我生活在贫困中，”，普佐说，“那是帮助我写作的诱因之一。那是我的生活的出路。”[49] 普佐《教父》用平淡的口吻来描写黑暗的罪恶的恐怖，但其力量足以使感情和才智失去依托，这种阴险的智慧，其内容和力量足以改变我们文明的一个方向。
二00二年元月二十五日·燕园·省斋
【注释】*刘永沛 (100871)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aPei@pku.edu.cn。
« 《野草·死后》，《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213页。
«« 海子：“黑夜的献诗－－献给黑夜的女儿”，《海子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242页。
《教父》，第122页。
《教父》，第171页。
《教父》，第171－172页。
《教父》，第295页。
Fred L. Gardaphe, "The Middle Mythic Mode: Godfathers as Heroes, Variations on a Figure," in Italian Signs, American Streets: The Evolution of Italian American Narrative,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86-118.
Richard A. Posner, Law and Literature,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p 49.
王岳川：《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7页。
苏力：“复仇与法律——以《赵氏孤儿大报仇》为例”，《法与经济学研究文集》，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编，第110页。
《教父》，第433页。
《教父》，第159页。
《教父》，第447页。
《教父》，第448页。
冯象:“法律与文学（《木腿正义：法律与文学论集》代序）”，《北大法律评论》（1999）第2卷，第2辑，第690－691页。
［法］雅克·德里达著，赵兴国等译:《文学行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
舒国滢:“从美学的观点看法律——法美学散论”，《北大法律评论》（2000）第3卷，第2辑，第301－302页。
冯象:“法律与文学（《木腿正义：法律与文学论集》代序）”，《北大法律评论》（1999）第2卷，第2辑，第692－693页。
苏力：“从文学艺术作品来研究法律与社会？”，《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在书中，此文作为正文“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的附录登出。
John G. Cawelti, "The New Mythology of Crime," in boundary 2, Vol. 3, 1975, pp. 325-57.
我们暂且把第二社会的行为规范称为法律，主要是为了便于与第一社会的法律相比，讨论起来也要方便一些。
《教父》，第316页。
《教父》，第357页。
《教父》，第356页。
《教父》，第356页。
［美国］马里奥·普佐著，周汉林译:《教父》，译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本文采用的英文本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90年代英语系列丛书·世界畅销书系列”，Mario Puzo, The Godfather ,1992年版。以下引文，凡是引《教父》指的是中文译本，凡是引The Godfather 指的是英文本。
《教父》，第2页。
《教父》，第4页。
《教父》，第53页，英文是“a lawyer with his briefcase can steal more than a hundred men with guns。”，见 The Godfather，at 52。这里用的动词是“steal”，一方面表示考利昂深知法律有很多的可利用之处，另一方面表示了对美国法律制度的不满。在《教父》第245页中，说法又稍有不同，变成了“带着公事包的律师比一千个带着枪和面罩的强盗都能窃取到更多的钱。” 英文是“Lawyers can steal more money with a briefcase than a thousand men with guns and masks.”, see The Godfather, 第225页。不过意思是差不多的，说明现代黑帮的活动更多是借助一种合法的形式来进行，手段更巧妙和隐蔽，更能逃避法律的制裁。从这一点上来看，法律如同一把刀，具有其中立性，看它是被谁掌握，为谁服务。
《教父》，第78－79页。
《教父》，第73页。
《教父》，第323页。
《教父》，第249页。
《教父》，第275页。
《教父》，第400－401页。
《教父》，第7页。
《教父》，第36页。
《教父》，第27页。
《教父》，第42页。
《教父》，第28页。
《教父》，第51页。
《教父》，第153页。
《教父》，第240－241页。
《教父》，第248页。
《教父》，第10页。
《教父》，第138页。
《教父》，第132－133页。
Rose Basile Green, "Mario Puzo," in The Italian-American Novel: A Document of the Interaction of Two Cultures, Fa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336-68.
Thomas J. Ferraro, "Blood in the Marketplace: The Business of Family in The Godfather Narratives," in Ethnic Passages: Literary Immigrants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p. 18-52.
Gerald Kingsland, "Mafia Mia," in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October 13, 1972, p. 1214.
] Jeff Zaleski, "Mario Puzo: The Don of Bestsellers Returns," in Publishers Weekly, July 29, 1996, pp.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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