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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事业的扩大，他成了名符其实的国王，
他关心的是他自己的世界，他自己的人民。……认为他管理他自己的世界，比他的敌人管理这个更大的世界要管理得好得多，而这个更大的世界却连续不断地挡着他的路。这种认识是附近一带经常找他帮助的穷人培育起来的。……这样，他也就成了政治上的权威人士，许多讲究实际的政党头目也都来征询他的意见。他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权威地位。[41]
他保护着他自己的国度的和平，
他自己的世界将更加强大，坚不可摧，不仅如此，那些善于随机应变的、有远见的人们可以利用战争的机会大发横财。但是，要发横财，在他自己版图以内必须洋溢着和平气氛，而同时外部世界战争却疯狂进行。[42]
考利昂是有一种反社会的心理的：“考利昂老头子对于压在他头上的政权颇有反感，因而不希望也不打算让自己的么儿子去为这个政权效劳、送死。”[43] 因为考利昂本人的早期经历给了他太多的创伤，这可以从他遇刺后在医院内对他的小儿子的一句话中表明出来，听了也不免心酸：“我现在有什么可怕的呢？从我十二岁起，一直有莫名其妙的人想杀我。”[44] 可以说，他们首先是黑社会的受害者，由于教育、种族、文化等原因，社会又把它们逼回到黑社会中去。要说黑社会是一个毒瘤的话，其赖以生长的机体就是这样的充满毒素的社会。迈克尔也一样，一个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一个战斗英雄，一个海军军官，当父亲被枪击后，他的反应是：
他感到自己有罪，对自己的父亲竟没有更多的同情。他父亲给枪打得浑身是洞眼，说来也奇怪，当汤姆说老头子遭枪击纯粹属于生意上的考虑而不是基于个人恩怨时，他竟比任何人都要理解得深刻。他父亲为一生所挥舞的权力已经付出了代价，为从周围所有的人那里“勒索来的”敬意已经付出了代价。迈克尔所渴望的就是摆脱，摆脱这一切，安安全全过自己的生活。[45]
但是当暗杀再起，再一次把父亲的生命推向终点时，他知道自己已经不能置身度外了，而且也只有自己才可能拯救整个家族，他不可选择，命运把他推入黑幕之中，而且更为残酷，更为惨烈。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一篇题为“以犯罪作为美国的生活方式”的评论文章中说，犯罪从美国历史的一开始就是个向上层社会跃进阶梯，我们社会中的具大财富是从下列方式中得来的：各种各样对政府官员的贿赂、攫取公共建设合同、有组织的暴力、价格控制等。[46]
犯罪常有一些荒谬的定义。当暴力征服被提升为一种对民族国家的保卫手段时，暴力就有爱国和英雄的意味；不杀戮仅是作为一种保护其成员的自组织行为时，暴力就划入了有组织犯罪的范围。但是，有一些更激进的组织坚持认为，任何目的的屠杀都是犯罪。对一项行为犯罪与否的判断把观察者搞糊涂了，比如，赌博作为一个私人的行为被划入犯罪和行列，但它作为政府融资的手段却是被合法地被批准的。
这是一个有封建历史的世界，面对绝对权力的奴役而挣扎，黑帮历史性地成为“有钱人的非法武装甚至成为司法和政治结构的辅助警察。它已成为逐渐退化的资本家结构，反共、反自由，把它的保护费强另于任何生意，而不管此生意有多小。”
九
在《教父》中，黑帮分子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是与种族联系在一起的。普佐在他的小说中作了一个假设，即家族和事业是可以并进的，但这纯粹是一个神话。《教父》的重要性不在于他创造了这样一个神话，而在于他把血缘关系与资本主义企事联系在一起了。[47]
我们需要反思少数民族文化，不能仅把它当成一个旧世界的遗物，而要看成一个对付财富、权力和地位不平等分配的临时策略。从这点来看，少数民族群体不仅包括社会的边缘人群，而且包括任何群体，只要他们用传统的方法来获得或维持权力。
人类学家科恩（Abner Cohen）认为，种族划分的象征性的符号激起了强烈的忠诚和感情，其力量和特质不容低估。
科恩把少数民族群体作为利益集团看待，在他的分析中，科恩强调，在一个没有被正式组织得很好的经济区内，这些集团的力量在慢慢地增加：一个高度自由的工业社会中，即使利益集团不能把它自己正式地组织起来，它的正式组织也是被国家和国家中的其它团体所反对的，或者说与社会的一些重要的信念格格不入。在这种条件下，这些团体就会以非正式的形式出现，利用亲属、朋友、宗教、仪式和其他象征性的活动来隐含地表示他们的生活方式。
民族特性意味着紧密团结、尊重团体的权威甚于社会的权威、保卫团体利益、尊重传统。种族作为一个系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因子，而不是它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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