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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185.
〔35〕陈维纲在一篇对中国文化讨论的讨论的文章“学术与践道”中（请参阅陈维纲，“学术与践道”，《中国文化》，三联书店1993年6月版，总第八期，页194-196），引证了美国中国问题研究者墨子刻教授的观点；而在我看来，墨子刻的观点（包括陈维纲在此文中的观点）对于本文此处讨论的问题也具有很大的针对性，因为他对于中国知识界的那种对于普遍道德理性及把握这种理性的能力的非学术性的乐观主义态度进行了严苛的批判，他指出，中国学术界的整个文化论争的核心是文化的“取舍”问题，但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在学术上就不能成立。首先，它假设了的确存在某种普遍理性道德，凭藉这种道德所提供的标准我们可以评估全世界所有的文化，并能指出文化变迁的唯一正确途径；其次，它还假定了唯有知识分子才具有把握这些道德理性原则的能力。墨子刻认为这两个假定都是没有学术根据的：一是何谓普遍规范标准的问题并不能确定，二是即使存在着这样的普遍规范标准，人们又凭什么来肯定哪个群体比其他群体更有能力和资格去把握这些规范标准。
〔36〕《中国书评》所载拙文“评《南极政治与法律》”及张曙光“论经济学的科学批判和科学评价”等文字（参阅《中国书评》1994年9月总第一期）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从某个方面反映了中国学术评价体制的一些不足和缺陷。
〔37〕这里的讨论，并不是可以用社会科学工作者对现行学术体制的屈服或应当抵抗的观点加以含概的，因为这样的分析实际上会掩盖二者之间的“契合”或“共谋”问题；根据布迪厄的分析(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23-24)，这一对抉择在传统上划定了被支配文化（dominated cultures）的框架问题，而且还有碍于我们充分理解一些实践和情境，这些实践和情境通常受限于屈服与抵抗这对提法所具有的内在的模棱两可且带有偏见的本质。如果我说“抵抗”，只是意指确立自主的身份，竭力主张那些使我成为被支配者的特性本身，效仿那些英国无产阶级的后代，他们以他们的阶级文化所催生的男性气概的理念为名骄傲地背弃学校，那么这就是抵抗吗？另一方面，倘若我努力抹去任何有可能暴露我的出身根底的痕迹，掩饰任何有可能使我永远停留在现有的社会位置上的特征（口音，生理素质，家庭关系），那么我们应把这称为“屈服”吗？在布迪厄看来，这是一种“无法解救的矛盾”，铭刻在符号支配的固有逻辑之中。“抵抗可能是走向异化，而屈服也许是通往解放。这就是被支配者的两难困境，他们也无从摆脱这一困境”。
〔38〕这里的问题不仅仅只限于字数与质量的方面；此处还可以举出的例子是北京大学在评定高级职称时，甚至还将普及国际知识的《世界知识》杂志与专事研究美国问题的学术杂志《美国研究》等价视之，作为评判学术成果的标准（当然，我在这里绝非要贬低《世界知识》杂志对于中国大众的国际知识启蒙作用，相反，我认为对于一个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而言，它具有着其他刊物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却不因此而主张将这种作用与学术质量问题相挂钩），值得令人庆幸的是，北京大学近来又开始积极鼓励严格的学术研究，特别是鼓励在域外的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并以发表一篇奖励5000元人民币作为激励制度；当然，仅这种措施本身可能也揭示出学术研究在中国当下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这些问题背后各种诉求之间的紧张。
〔39〕 参阅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187。
〔40〕关于那些尽管掌握较多学术资本的研究者有时也会与其他场域的力量发生“契合”关系的问题，虽不无重要，但鉴于本文的论题主要关涉中国社会科学场域的一般问题，故不在此处进行讨论。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布迪厄的概念系统，尤其是他关于某一场域中的被支配者往往倾向于与外部势力合谋的设定，很难解释这样的问题，可以说这也是布迪厄理论的局限，需要我们进一步对之加以思考。
〔41〕 P. Bourdieu, Lecture on the Lecture, in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 a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pp.25-26.
〔42〕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art.II, note.122.此外，他还指出（又参见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24），解决这一难题的出路，在于对性情倾向（惯习）的历史源起进行分析。产生这些性情倾向的那个世界的客观结构与这些性情倾向，在结构上是对应的。正是这种结构的对应关系，给不平等提供了基础，从而为被支配者“设下陷井”，而在貌似公允的文字表面上，根本看不到这种不平等的任意和武断。“如果可以恰如其分地提请人们注意，被支配者总是为他们自身的被支配出了一份力，那么也有必要随即指出，将他们导向这种契合关系的那些性情倾向也正是体现在身体层面上的支配他们的效果。”
〔43〕关于科学地建构研究对象的问题，布迪厄于1988年春季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中心举办的“布迪厄年度讨论班”上，做出了比较详尽的阐述（参阅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217-260）：首先，一个对象的构建，并不是能够通过某种开创性的理论行为，就能一劳永逸地予以解决的问题。决定构建对象工作的观察和分析的方案，并不是一幅像机械师手中那样的预先勾划好的蓝图。相反，它是一项费时耗神、艰苦细致的工作，只能通过一系列细小的矫正和修补一点一滴地完成，促成这些矫正和修补的，正是所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的“诀窍”，也就是说，激发它们的是一套实践原则。在这套原则的指引下，人们所进行的选择，既与微妙的细节有关，也具有全局性的决定意义。
研究程序涉及了特有的社会向度（更笼统地说，如何“进入”你所研究的世界），这一向度绝非无关紧要。对这些研究程序细节始终保持关注，当会使研究者保持警惕，不至于陷入概念和“理论”的拜物教。这种拜物教，来自于将“理论”工具——惯习、场域、资本等——看作自在和自为的存在，而不是运用这些工具并使它们发挥作用，用来指导研究中所有的实践选择，或确定它们的方向。它的作用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唤起记忆的记号，提醒研究者必须在研究的每一个阶段都确信，其所构建的对象并未陷入赋予它最独特性质的关系网络而不能从中凸显出来。而场域的观念提醒我们，只要一涉及方法，第一条必须考虑的准则就是要求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想方设法抗拒我们骨子里那种用实体主义的方式来思考社会世界的基本倾向。
要构建一个科学对象，还要求你对“事实”采取一种积极而系统的态度。要与经验主义的被动性决裂（后者只知接受常识中未经科学构建的“事实”），而又不堕入宏大“理论化”的空洞话语；这要求研究者抱着建立一个模型（这一模型并不需要用数学或抽象的形式来证明它的严格性）的宗旨来处理非常具体的经验个案。研究者要用特定的方式将相关的材料联系起来，使这些材料能够作为一种研究方案来发挥作用，而这一研究方案可以产生易于给出系统性答案的系统性问题，总之，要产生一个连贯统一的关系系统，这个系统可以被作为系统来加以检验。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在于以系统的方式来探寻特定的个案。
〔44〕 要做到这点极为困难，因为我们无从回避布迪厄所谓的两难困境（参阅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248）：“实际上，对于整个社会学的学术传统，我们必须不停地追问、质询，冷静而有条理地进行怀疑。从而，每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学家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双重约束（double bind）：失去了她的学术传统赋予她的知识工具，她就不过是个自我启蒙、自我教育、自发性的业余社会学家……；可是与此同时，这些知识工具又不断地使人陷入危险的境地，使他们简单机械地用学者常识来代替常人常识中天真幼稚的信念，而所谓学者常识，也不过是些同样幼稚的信念，使用各种技术术语，在科学话语的正规限制下，拙劣地模仿常识话语。要想摆脱这种两难选择的困境可不太容易，要么，丧失任何科学建构工具，只能依靠自我启迪，两手空空，甘于无知；要么，不加思索、稀里糊涂地接受与社会关系的一定状况维系在一起的知觉范畴，多多少少直接从社会世界那里照搬来一些概念，只进行了一些半吊子式的建构，就接受它们，是个勉勉强强的科学家，拥有点绣花枕头般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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