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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参阅P.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260-267.
〔23〕《社会科学研究探索》杂志由布迪厄于1975年创办并由他所指导的“欧洲社会学中心”编辑，为该杂志撰文的知识分子，其风格一如布迪厄所言：“独立自主，又富有关怀；投入，却不屈于任何政治‘正统’教条”（请参阅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57）。
〔24〕 《图书评鉴：欧洲书评杂志》的编委会由来自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德国等国的知识界领袖组成，而布迪厄则是其主编。自1989年以来，该刊已然成为这些国家各大全国性报纸的副刊。《图书评鉴：欧洲书评杂志》的编辑宗旨认为，知识分子“能够提供权威，贡献出自己的文化资本。然而今天，大致说来，他们并非如此。传媒吓跑了优秀的思想者，他们退缩在学院中，不问世事。而公共的论坛却被半吊子的知识分子——比如那些后现代主义者——接管。他们制造着煽情的争论，抛售着虚幻的问题，浪费着每一个人的时间。《图书评鉴：欧洲书评杂志》的想法，就是要开辟一块安全的空间，让那些优秀的思想者走出隐修所，重返世界。知识分子们总是过高估计他们个人的能力，而对他们作为一个阶级可能拥有的力量却自视不足。《图书评鉴：欧洲书评杂志》就是要通过努力，将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发挥这种作用（请参阅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art I, note.104）。
〔25〕 参阅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221.
〔26〕 布迪厄使用“集体性知识者”的术语，意在指出，在当下社会科学自主性一方面仍受到原有外部力量的渗透，于另一方面还因经济的高度发展及科技引发的媒体的发展而受到更为强烈的冲击（“学术评价标准被衡量新闻用的可读性、新颖性和问题热点性的标准所替代”）的境况下，所有的文化生产者都面临这样的选择：“是成为‘一名专家，即成为一名为支配者服务的知识分子’，还是继续‘当一名独立自主的旧式小生产者，其象征便是固守象牙塔只知演讲授课的教授’”。布迪厄认为这样的选择存在着致命的问题，因此，为了摆脱这种抉择，他主张“集体性知识者”，即通过知识者自身的科学学术研究努力而确立起其作为一个群体的独立性及其知识的自主性（请参阅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56-58, 187-188）。
〔27〕 请参阅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190-192。
〔28〕 请参阅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184-188.对于这个问题，我曾在讨论中国社会科学规范化的问题时，也据布迪厄的社会科学知识类型的观点做过分析，请参阅拙文“化解整体的社会科学观——‘中国社会科学规范化’讨论的讨论”，《中国书评》，1995年7月总第六期，页41-55。
〔29〕 依据布迪厄的理论对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进行思考，虽说预设了中国社会科学与西方社会科学在知识上的同质性，但却不得不顾及到西方社会的高度分化以及社会科学场域自主性所已达致的程度等因素，而中国社会基本上刚步上分化的道路以及社会科学的界域尚处模糊状态，进而与其他场域的关系交混重叠是主要特征：至少西方社会科学已然确立起了较确当的学术评价制度，而中国学术制度的建构则是从无到有，尚未确立。
但是，我以为，这二者间的差别不足以使我们否弃布氏的概念系统，因为正是在这种差别中标示出了中国在分化过程中各个场域间的冲突与竞争的复杂性，所以对这些概念的运用以及通过我们自己的分析，有可能帮助我们揭示出其间原本被遮掩的问题；此外，布迪厄的理论并未对各种疑难问题给出确定的解释，相反，他的理论只是给出了透视这些问题的框架，给出了一种构建对象的方式，使研究者不得不在每次研究时重新进行设想：它迫使我们提出一系列问题：所考察的场域界限在哪儿，它是如何与其他场域发生联系的，与哪些场域发生联系，在何种程度上发生联系，等等。布迪厄故此认为他的场域观念提供了一套系统连贯且一再出现的问题，可以使人们既避免陷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理论真空，又避免跌入唯理论主义话语的经验真空。
当然，布迪厄的理论在具体方面的运用已表现出解释力的缺乏，例如他在教育社会学中试图通过教师对学生的评价标准的分析进而揭示出财富及权力不平等的结构得以再生产和合法化的机制的努力（参阅David Blackledge and Barry Hunt,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s of Education, London: Routledge,1993,pp.163-175），然而我依旧认为他的理论对于我们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在形成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仍具有着它可能有的启示意义。毋庸置疑，本文的讨论，本身就可以被理解成对其理论及概念的证伪性在运用于中国社会分析中的一种低程度的检验。
〔30〕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236-237.
〔31〕这即是说这些社会现象并未得到这些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科学建构，因此不可能生产出社会科学的知识；布迪厄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的观点值得我们思考：他基本上遵循法国认识论学者巴什拉的观点，将生产社会科学知识的研究过程视作三个关键阶段，并以这样一个言简意赅的法则概括了这三个阶段；“事实是（通过与常识的决裂）先破后立，构建而成，并被确认属实的”（请参阅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art.II, note.43）。
〔32〕这种问题相当多，类似于布迪厄在讨论这个方面的问题时举出的一个典型范例（请参阅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artIII, note 27）：美国的贫穷研究场域也许是个最合适不过的例子，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六十年代“向贫穷开战”的副产品，也是随之而来的国家急需了解它未能归化的那些人群情况的结果。1964年，经济就业机会办公室从官方的角度重新界定了这个问题，把迄那时为止一直是属于社会政治方面的话题转化成为一个合法的“科学”调查研究领域，从而吸引了一大批学者进入各种新的研究中心，参加新的会议，关注支持新的期刊，以致力于对贫困和它的公共管理的研究，并最终导致形成一个制度化的、高度技术性（同时也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色彩）的“公共政策分析”学科。这种现象所体现的，不仅是社会科学家对各种科层分类范畴和政府衡量尺度（比如著名的联邦政府“贫困线”。尽管时常有人指出它概念上的不完备，而且越来越不适用，但它仍然在确定着话语的界限）及关注焦点不加批判地通盘接受，从而合法地将支配者对贫困所持的道德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理解认可为“各种科学事实”。哈夫曼曾经对此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在这种过程中，联邦政府也同时从整体上重新塑造了社会科学的面貌：1980年，所有联邦政府科研开支中有30％拨给了与贫困有关的研究，而1960年这一比例只有0.6％。近来对“底层阶级”的讨论多了起来，这更进一步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由基金组织操纵的主导性的资助流向可以重新界定社会科学争论的话题，而社会科学却没有对新要求的内在前提进行批判性的探讨。
〔33〕 P. Bourdieu and L.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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