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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并不能仅通过确立学术制度以抵抗僵化意识形态的方式得到解决，因为这还在根本上取决于这些学术制度是否具有真正的学术性质；也不可能仅通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心态品格的转换而得到解决，因为如果向“出世”品格的转换，这将导致其与社会科学这种关注社会与人的知识品格发生根本的紧张，甚或“入世”品格本身也并不是根本的问题所在，这取决于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关怀中国社会时是否严守科学的学术立场。根据布迪厄的观点，本文通过对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所做的简要分析而得出结论认为：一、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社会科学场域与其他场域间关系的问题；二、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缺乏，从某种角度看乃是其他场域对社会科学场域监督、支配所致，其基本中介是那些并非完全根据社会科学知识的规定性及增长逻辑而建立起来的学术制度；三，然而更为根本的是，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在社会科学场域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在其研究中与这些并非完善的学术制度之间的“契合”所致，换言之，正是由于他们在其研究中未能科学地建构研究对象而致使那些非科学或前科学的东西渗入进社会科学，进而侵损了社会科学应有的自主性。据此，本文主张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对社会科学场域与其他场域间关系的知识自觉的基础上，首先应当在其自身的具体研究中对日常性常识及学究性常识加以彻底的质疑并与之决裂，进而科学地建构起研究对象，以科学的智识资本增进和捍卫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
无论是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讨论还是此一方面的实践，无疑都还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所幸的是，中国学界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推动的对“社会科学的规范化和本土化”的讨论〔49〕，已渐渐将关注点转移到了如何型构中国社会科学自身品格这一向度，而这有可能为检讨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相关的问题提供一新的思维空间；更具意义的是，布迪厄所言的“集体反思与实践”的理性沟通的制度性条件，亦即那些确保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成效以及依社会科学场域自身标准进行学术评价的种种机制，也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场域中得到了同步的建构〔50〕。后者之于增进中国社会科学场域的自主性，极为重要，一如马克斯·韦伯早就提示我们的，战争艺术的最大进步往往不在于技术的创新，而更在于军士的社会组织的创新，比如说马其顿方阵的创新。当然，最后需要重申的是，本文的意图并不在于对中国社会科学已经获得的那些自主性加以否定，而是在于承认中国社会科学已经获致的相当发展，并据此前提对其当下所存在的问题加以检讨；此外，本文的意图还正如开篇所言，也不旨在对思维方式做非彼即此的转向，这就是说，我们在承认中国社会科学场域的外部性建制的特殊性的前提下，如何进一步地打通对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外部性”思维与“内部性”思维，进而在此基础上拓深从场域的角度对作为一个场域的中国社会科学与其他场域的个案性分析，并推进中国社会科学于自主性这一向度的实践。
【注释】 〔1〕 这个问题及其相关的讨论在中国社会科学恢复的初期特别突出，尤见于当时大量的社会学讨论中。有关文献请参阅徐经泽主编：《社会学中国化——中国大陆学者的讨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尤其是其间庞树奇等人所撰写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前提与使命——对社会学学科地位的再思考”等文章，他们对社会学学科性建设的问题做了比较广泛的总结和讨论。
〔2〕 这里所指的是八十年代“中国文化热”中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各种讨论，尤其是对知识分子“入世”品格的批判的观点，这方面的文献过多，此处不一一引证。但是，我想在这里对余英时先生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的观点做些简要讨论，这并不是因为我完全不同意余英时所给出的历史描述，而是因为我认为余先生的问题以及支配它的问题框架与本文所讨论的思维方式之间存在着同样性质的问题，尽管他的讨论并不直接涉及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的问题。余英时指出，在中国社会历史中，发生了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的实质变化，即“‘士’在传统社会上是有定位的；现代知识分子则如社会学家所云，是‘自由浮动的’(free-floating)。”当然，这个变化有个过程，在余英时那里，便是“社会、政治的边缘化，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处于被动的地位，但是文化边缘化的局面则是知识分子主动造成的”（参阅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1991年8月总第六期，页15-25）。我们姑且不讨论余英时在这里所讲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由浮动”性，与他所指的“士”的社会定位有多少相关性，以及它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又有多少关联（因为“自由浮动”的概念，最早由A. Weber提出、后由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所推广，用以描述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特处境，即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超越个人的“社会处境”如阶级出身的自主性、并且被赋予某种符号尊严的人物），这里所需要强调的乃是，余英时的问题根本点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于社会、政治及文化上的地位，然而这种设问框架却逻辑地忽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规定性或自主性，关注的多是所谓“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等非知识行动，进而提不出这样的问题，即从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场域彼此争夺资本或界定场域边界的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与其他场域关系的所谓“边缘化”结果，可能既非被动亦非主动所致，而可能是一种彼此“契合”的结果，但根据这样的问题，我们至少不仅可以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对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边缘化问题进行追究，而且更可以从知识分子自主性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追究。因此，我们可以发见，余英时在讨论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时，却在其框架中切割掉了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知识分子的知识视角。此外，我在这里引证余英时于九十年代的上述论点略加讨论的另一个目的乃意在指出，那种忽略知识分子所生产的知识及其在生产过程中与其他场域间的关系而侧重其他因素的角度对知识分子自主性进行讨论的观点及其赖以为基的思维方式，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并非只存在于八十年代。
〔3〕当然，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本文主张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并不意味着我认为社会科学是一种“纯粹的”(pure)知识，与我们的实践毫无干系，与我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毫无干系，恰恰相反，我的讨论正是以知识社会学为基础的。在马克思的一定的影响下，知识社会学由曼海姆(Mannheim)首创，历经史塔克(Stark)、默顿(Merton)、卢曼(Luckman)、茂凯(M.Mulkay)等无数学者的努力，对于主要是系统化、专门化的知识是如何受到产生这些思想和知识的社会及文化背景的影响的问题，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讨论，尽管观点不尽相同，但可以说大多数论者对其他因素对知识的决定论是持怀疑或批判态度的，也少有人鲜明主张这种影响是可欲的和应当的(主要文献可参阅：Mannheim,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2; M Tavakol, Sociology of Knowledge, Sterling Publishers PLTD, 1990; Werner Stark,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此处可以举杨(Darwinin Young)对进化论者达尔文科学发现进行分析的例子略加佐证。扬指出，达尔文关于动植物在自然环境下的变异乃是适应的结果这个结论，不仅在达尔文那里而且也为绝大多数人视为是一科学的结论；然而，经过分析，扬指出，达尔文的这个天择的结论实际上推断于他对人择的分析：他在被养育的动植物中发现的变异是适应的结果，因为养育者会根据他们自己的意图以及当时市场的需要而选择并养育特殊形式的动植物后代。据此，扬得出结论认为，达尔文从人择推断出天择与人择相同的结论并不是一个科学的结论，实际上乃是受市场环境下的商业动植物养育者的观点的产物。这个例子表明，即使是那些被称作自然科学的研究，实际上也与社会世界的日常经验相关联（参阅Darwinin Young, Darwin''s Metaphor: Does Nature Select? The Monist, vol. 55, p.468,1971; 转引自Michael Mulkay, Science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79, partIV.）。再者，本文所主要依据的理论资源也是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科学的社会学理论，其在这个方面的主要论点是：通过对已有知识以及影响这种知识生产的场域、位置、惯习等问题的反思和质疑，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建构来捍卫社会科学的自主性。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看待社会科学知识与其他社会经济等因素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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