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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对这些批判的要点加以概括，我们就可以发现，大凡援用西方市民社会模式的论者，无论是取市民社会理念的批判向度，还是取此一理念的实证经验向度，都有意或无意地试图在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中发现或希望发现西方市民社会的现象。这种努力的最大特征之一便是预设了西方市民社会的历史经验以及在其间产生的市民社会观念为一种普世的、跨文化的经验和观念。在这一基本预设的基础上，对中国的市民社会研究就具体表现为：一，以西方市民社会模式为依据，在中国社会之历史中寻求发现或期望发现中国与西方二者间的相似之处；二，以西方市民社会模式为判准，对中国不符西方市民社会的现象进行批判；尽管此一方向的努力所针对的是中国与西方的差异，但其间却认定西方式市民社会发展之道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唯一法门。进而，上述两个方向的努力便在研究过程中演化出两种误导：其一是将理论模式设定为研究的出发点，遂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中寻觅一些符合既有理论模式之前提的事实作为依据；二是依循这种路径或既有模式，对中国多元且多重性的历史现象进行切割，或者说对中国原本可以做两可性解读或解释的经验材料做片面性的解读或做片面性的评论及批判。立基于上述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路向的分析，或可以给出将上述研究做“头足倒置”的可能性的启示〔35〕，即一，把原本作为判准或依据的市民社会模式，转而视作对中国进行理论研究的论辩对象；二，把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模式视作研究出发点的思路，转换成立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或现实为出发点；这在具体的中国研究的过程中，便有可能表现为对中国与西方间本质性差异的强调，而在此一基础上建构出相应的并能有效适用于中国的理论概念，进而形成中国本土的分析性理论模式。一如中国大陆市民社会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必须把作为分析概念的市民社会与对市民社会概念演变的学理考察相区别，因为考察市民社会概念史本身不是目的，关键在于从中‘建构’出可以适用的分析性概念。”〔36〕 当然，这种努力有可能形成对以西方发展乃唯一之道为基础的西方市民社会模式的论辩，进而由此从中国的本土立场出发去丰富市民社会理念。不过，需要承认的是，这方面的努力所具有的可能性，是否隐含着一个“理论上的陷井”，即将汉语世界的市民社会研究拉入西方的轨道，而在不知觉中丢失其被引进时的批判力。无疑，对于这个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还需要做更详实的讨论并展开更扎实的研究。正是为了推动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过程中所浮现出来的种种问题的思考及讨论，并为拓深此一题域中的本土性理论研究提供一些不可或缺的研究文献，我与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J.C.Alexander教授一起几经商讨、反复择选，终于编辑成了这部论文集。本书共收入研究论文共二十三篇〔37〕，结构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市民社会的概念与理论”，主要侧重于论者对市民社会概念之特定内涵的分疏及厘定，试图反映市民社会理念从与政治社会不分，此后逐渐与国家相分离直至最后经社会与国家互动而形成第三域(即市民社会)的演化的内在理路；第二部分“市民社会及其相关问题”，侧重于展示市民社会与文化符号、社会整合、国家政权建构(state building)、民族主义以及军事政治等重大问题的研究，以图使中国市民社会论者拓宽研究题域，更为清晰地呈现出市民社会理念除自身的内在问题外而与其他问题相勾连时所具有的繁复性；第三部分“市民社会与中国问题”，主要围绕美国汉学家、中国大陆及台湾论者援用市民社会模式所做的研究，同时侧重于对当下研究的反思及论辩，并呈示某些晚近涌动的立基于中国历史与现状的本土性研究趋向。一如上文所述，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还起步不久，仍存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然而，我认为，只要对市民社会模式做更为深刻及确当的把握、不受制于既有市民社会模式的拘束并始终对一元论取向保有批判的自觉而对当下研究中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立基于中国的本土并对中国如何发展坚持强烈的学理性关怀，便有可能在分析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中国自己的分析概念，并进而逐渐建构起符合中国历史及现状之真实的市民社会理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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