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基本人权条款对第三人的效力问题。作为国家实行民主，倡导法治之象征的基本人权条款除了规范国家权力之外，能否直接在私人的法律关系中被直接适用，被直接援引，这就是
宪法的基本人权条款对第三人的效力问题，或者如某些学者所说的“
宪法私法化”的问题。对此有些国家的
宪法条款明确作了规定。如1949年的联邦德国基本法规定：“下列基本权利作为可直接实施的法律，使立法、行政和司法承担义务。”葡萄牙1982年
宪法第
18条规定：“关于权利、自由与保障的
宪法规定，得直接适用。瑞士、印度、俄罗斯等国的
宪法也有类似规定。[13]此外《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也规定：“人人对于其
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之基本权利被侵害时，有权享受国家管辖之法庭之有效救济。”在理论层面，各国学者则秉承不同的主张：比如美国学者主张“国家行为”说。[14]德国学者早期依据传统公权理论，主张
宪法基本权利之规定，对于私人之间的关系没有效力。二战以后，则形成“直接效力说“和“间接效力说”两种主张。[15]我国宪法并无公民基本权利条款适用效力的规定，理论界也仅在近两年内才关注这个问题，因而并未形成成熟的主张。我们认为，从中国的立宪背景来看，
宪法的调整范围并不局限于传统公法领域，而且马克思主义
宪法理论也不认同公法和私法学说，以此推而论之，在我国似不存在
宪法不能在私人关系领域适用的理论障碍。但如何具体适用却值得慎重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