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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权论”与“公共权力说”产生的经济学基础——两大法系行政法治理论经济学渊源之比较

  后来,这个任务被代表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完成了。他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译为《国富论》、《原富》)一书中,建立了完整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系统地阐述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
  从整体上讲,斯密的思想是建立在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基础之上的。在他的理论中,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是体现人类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即“经济人”。他把一切经济现象都看成是这个“经济人”活动的结果。斯密认为,每个人虽然追求的是个人利益,但是每个为自己利益打算的人不能不顾及其他人的利益,从而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相互的和共同的利益。因此,他认为个人利益同公共利益之间不仅不是相互矛盾的,而且是一致的。他说:“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23他还说:“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24由此,斯密得出结论: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追求的是个人利益,通常并没有促进公共利益的动机,然而“在各种事物都听任其自然发展的社会”里,这种追求个人利益的活动却会在事实上促进公共利益。这是因为,在“自然秩序”中,人们是受一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的指导,来促进他们完全不放在心上的目的。他认为,每个人“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25斯密所推崇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竞争的自发势力。他坚信,如果给予人们以追求私利的自由,就会形成具有自我调节作用的市场机制。而这种机制的建立和运行,都是政府无法代劳的。他说:“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在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26
  事实上,斯密的这种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同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观念是一脉相承的。如前所述,重农主义认为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去发现某种“自然秩序”,并要求人类的活动应适应于这种秩序。他们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认为政府行为只有顺从“自然秩序”才能产生积极的结果。斯密同样认为,在自由放任和消除国家干预的情况下,每个人追求私利的结果自然而然地会增进整个社会的利益。他实际上是把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看作是最符合“自然秩序”的。但是,斯密的思想和重农主义仍有很大区别。重农主义者认为,符合“自然秩序”的立法会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有利的影响。但在斯密看来,任何立法都很少会积极地影响社会经济生活。在批判魁奈的观点时,斯密指出:魁奈“认为只有在完全自由与完全公平的正确制度下,国家才能繁荣发达起来。他似乎没有考虑到,在国家内,各个人为改善自身境遇自然而然地、不断地所作的努力,就是一种保卫力量,能在许多方面预防并纠正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公平和压抑的政治经济的不良结果。”27
  在斯密以后,许多经济学家进一步发展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马歇尔(A.Malshal)、希克斯(J.R.Walras)等对市场机制和价格体系进行了深入的定量分析,提出了均衡价格理论。后来,从瓦尔拉开始,许多经济学家把经济分析从局部均衡推广到了一般均衡,更加全面地描述了“看不见的手”的行为方式。
  分析方法的发展使得新古典学派可以从系统工程的角度来对上述论断加以论证。他们将整个经济系统分为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国际贸易、政府预算、居民收支等紧密相联的组成部分。“看不见的手”并不是简单地调节其中某一个市场,使其实现供求平衡,而是通过价格信号同时对整个系统发生作用。任何一个外来冲击,如某种商品的价格或数量的变化,某项政府政策的变化,都会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系统的每一部分。如果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话,这就是“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如果外来的冲击破坏了初始的均衡状态,那么,“看不见的手”将通过价格调整,使其转向另一个均衡。经济学家阿罗(R.Arrow)和狄布罗(J.Debreu) 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了“一般均衡”是存在的,而且是唯一的。28同时,他们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一般均衡实现了社会福利(公共利益)的最优化。在这种状态下,无论如何调整也不能做到既改善了社会福利,又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而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恰恰是破坏了这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从而会给社会福利造成损失。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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