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现实世界利益的纷争则使这种区分尤为顽固。“宗教的花朵盛开在天国，宗教的枝干扎根于尘世。”[28]宗教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宗教表达了自己与现实世界的区别，是一个超越现实的无比美好的天堂世界；另一方面，教徒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信仰、礼仪和宗教组织的形式都是现实的产物。所以在精神上，教徒游离在世俗与天堂之间，无论他们的精神世界多么超脱，但生存的生理需要却像一根永远无法剪断的风筝的线，将教徒牢牢控制在现实手中。资源的稀缺、生存的紧张以及利益的纷争，使宗教必须关注尘世。当教徒发现非教徒的“他们”正是自己生存所需资源的竞争者时，宗教便不只是制造了“我们”与“他们”的区别，同时还埋下了斗争的根源。
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大多信仰宗教，是因为宗教使他们这个民族不但在地理上不同于周边民族，而且在文化、心理上进而在神的启示下的行为方式与别人完全不同。宗教使民族作为一个团体更稳固，也使民族团体之间的区别更为明显。但是，当民族团体发现自己的利益不被重视甚至受到侵害、生存空间受到挤压时，宗教使民族团体之间的区别转化为一种异常顽固的民族矛盾。信仰不同宗教的民族之间的矛盾，轻易地便转化为宗教之间的矛盾。而教徒对于宗教的虔诚则使这种矛盾十分难以化解。所以，以宗教为旗帜进行的恐怖主义在名义上显得特别高尚，也特别鼓动人心。因此，宗教制造的身份区别被恐怖主义利用了，而宗教提供的对未来世界的信念，则使这种利用十分容易和便利。
但是，无论是考察宗教的历史还是分析宗教的本质，宗教与恐怖主义并无必然的联系。自十几万年前宗教出现以来，宗教就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世纪的宗教甚至在社会结构中居于万流归宗的地位：世俗的统治者必须从宗教中获得合法性支持，科学成为神学的奴婢，上到皇亲国戚下到凡夫俗子在思想方式和行为举止上都受到宗教的影响。宗教在中世纪的强势地位，使教会成为真正的统治者，并发动了血腥的宗教斗争和宗教迫害。宗教裁判所和十字军东征造成了异教徒的苦难和不同教派之间的残杀，形成了一种宗教恐怖气氛。但是，尽管中世纪是一个让教徒恐怖的时代，却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恐怖主义时代。与当代恐怖主义相似的事例在宗教史上并不多见。最著名的是公元一世纪前后的犹太教短刀党和公元十一世纪的伊斯兰教斯玛仪派的暗杀派。但是，这些事例只是在民族矛盾突出、社会动荡和政治斗争激烈的民族和地区出现，并由少数宗教狂热分子所为。宗教在长达几十万年的历史特别是20世纪之前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并未催生恐怖活动的事实，充分证明了宗教与恐怖主义并无必然联系。
从宗教的产生背景来看，宗教在本质上反对恐怖主义。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初，种族的生存和繁衍时刻受到来自自然界和人种自身的威胁。早期人类在生存方面承受着十分巨大的压力。他们无法解释种种自然现象的出现和消逝，也无法解释部落氏族成员的生老病死……可以说，他们生存在无知和对千奇百怪的外在力量无法控制所带来的恐怖之中。于是宗教应运而生。虔诚的信仰、严格到近乎苛刻的仪式，只不过是早期人类以人自身行为的节制来表示对先在力量尊重的尝试，也是人类试图通过人为的仪式来获得先在力量的启示，从而缓解生存中种种恐惧的努力。所以，宗教从产生伊始，就表达了人类对一个没有恐怖的世界的寻求。任何一种宗教都设置了一个远离现实世界的彼岸世界，这个世界或者是上帝的天堂，或者是人性尚未堕落的伊甸园，或者是众神皆乐的极乐世界。作为人类追求极乐世界的精神产品，宗教是和平的力量，它不喜欢暴力带来的恐惧。
从宗教的本质来看，宗教与恐怖主义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具有多种多样的功能。其最主要的功能是通过共同的信仰以及宗教情感相关的体验和认同意识，使不同的群体、个人和社会集团聚集在一个超人间、超自然权能的神的统治之下，并通过教义和形式化的宗教礼仪，使教徒之间形成一种社会秩序。当一种宗教具有众多的教徒时，宗教在教徒中营造的秩序对一个社会的稳定举足轻重。而一旦宗教为统治力量所认同后，宗教就在某种意义上使现存的社会秩序合法化和神圣化。所以，从本质上讲，宗教具有社会整合和控制功能。
宗教与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相比，在发挥社会整合和控制功能方面具有后者无法比拟的优势，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力量，宗教既体现为观念性的上层建筑，又表现为体制性的上层建筑；既能作为思想文化传统去影响民众，又能作为礼仪制度约束教徒的行为。宗教包罗万象的内容使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固定和秩序化作用。所以，在现代宪政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成为普遍的制度。如同上文中所论及的，自由地信仰宗教，可以使教派之间和睦相处，使社会成员在宗教的整合下形成一种和谐秩序。所以，“一般说来，宗教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以继承文化传统、缓解社会矛盾、维护既有秩序为其使命，在政治上偏于保守而趋向温和，在行动上崇尚中庸而抵制极端，在社会生活中大多谴责暴力，关爱生命，反对恐怖活动。”[29]
在现实生活中，宗教让世界更加安宁与和平。“如果没有宗教，世界不会有长久的和平”。[30]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是一个理性战胜神性、弘扬人类自治的历史。人类发现了经济自由化和宪政秩序，但人类并没有走向永远的安宁。经济自由加剧了世界贫富分化，超级大国宪政秩序所带来的长久繁荣，使国际社会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平衡成为梦想。从美国1787年确立
宪法统治后随即形成的繁荣到“911”事件将恐惧撒向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并未消除人类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种种恐惧。
世俗的力量与秩序不能为人类带来和平。宗教作为唯一的先知力量，必将不断为化解人类技术和智识缺陷带来的不安贡献自己的力量。在科技和知识不能为人类解释一切困惑时，宗教作为涉及超日常生活经验的对某种来世的信仰和体验，发挥着两个重要的功能：一是在关于来世的广阔视野之下为现实生活中的不满和挫折提供意义；二是为人类过渡到来世提供一套仪式工具。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宗教是教徒追求一些无法用逻辑予以验证的价值的工具，是一种从失败走向成功的精神补偿。宗教具有牧师的功能，它可以把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情绪减小并控制在最低限度，并通过某种宏观的、不可验证的解释，为处于生活变化无常、历史动荡不安中的人们提供安全感。宗教对教义规范及一些价值的神化，可以及时地控制人的内心时刻可能溢出的种种欲望和冲动。[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