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们该相信谁？
　　随着欧亚农业神话的破灭，众多媒体开始了对欧亚农业公司报告中的巨额利润和内地七大农业基地展开调查。据《财经》杂志记者的实地调查结果，所谓招股书上对七大基地描述不仅夸大言词甚至有子虚乌有的编造之嫌。再看欧亚农业的主要利润来源——兰花出口，根据辽宁林业厅兰花出口权威部门的数据资料也与招股书以及以后业绩报告上的出口销售额相差悬殊。（详见《财经》2002年第20期，第24页——第32页）可怕的是这么超常的业绩报告居然得到了核数人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认可，并堂而皇之的成为欧亚农业跻身为“全球最佳200家小型公司“的资本。素有“经济警察”之称的审计师是确保公众平等占有公司准确信息的重要保障，可是现在就连世界一流的会计专业人士也成为造假者的帮凶，这让本来就出于弱势地位的投资大众还能相信谁能？更让人遗憾的是，欧亚农业查有实证并不复杂的骗局居然长期得以在监管层蒙混过关，最终还是依靠新闻记者的披露才大布于天下。这是因为舆论监督比政府、法律监管机构更为细心和敏觉，还是说明了我们自以为严密的监管制度本身出现了问题？
　　其实投资者，无论是内地市场中的投机者，还是所谓境外成熟市场的游戏竞争者，都一样不能克服追涨杀跌、谋求股票差价短期利益的倾向性。正是投资者（尤其是中小股民）的盈利性与他们信息不对称关系上的劣势地位发生了冲突，我们才会要求公司负有及时、准确披露信息的义务。那么当公司造假的时候股民应该相信谁呢？
　　靠观察力敏锐的新闻媒体和投资分析机构的及时报道和披露吗？一方面不可否认这些非官方的外部制约机制一定程度的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诸多倾向性的意见也常常会引发股市“见风就是雨”的不正常波动。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同在港市的内地民企格林柯尔，该公司股票在受到瑞银华宝分析员和其他报界的负面评价后股价曾一路下跌了约40％，之后当格林柯尔公司出面澄清并表示要状告有关分析员的诽谤行为时，该股的股价又回升约23％。（参见《信报》2002年10月14日）如果把投资者的认识和决断建立在这样不稳定的民间评论导向上，这样的证券市场与众矢之敌的所谓“消息市”、“政策市”，又有多大的区别呢？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在发挥舆论监督的时候又如何来保证分析员的独立性呢？一方面投资银行与分析研究部唇齿相依的共同利益关系，很难要求所谓权威的投资评级和报道还能具有服务于大众的中立性；另一方面，因为各大投资机构间市场瓜分的竞争关系以及他们与上市公司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往往会让他们在分析报告中本能的加上了利己化的考虑因素。因此，这样的外部监控机制就很难说是中小股民能够凭借依靠的了。

第 [1] [2] [3] [4] 页 共[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