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参见罗尔夫·斯特博：《德国经济行政法》，苏颖霞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284页；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页。
52参见陈新民：《
宪法基本权利之基本理论》（上册），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145页以下。
53参见陈新民：《公法学札记》，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102-103页；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333页。
54参见丹尼尔·F·史普博：《管制与市场》，余晖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页。
55韦内·卡斯林主编：《经济学的当前争论》，英文版，第十章。转引自胡代光主编：《西方经济学的演变及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242页。
56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9页。
57参见姜明安：《行政国家与行政权的控制和转化》，载2000年2月13日《法制日报》第3版。
58参见《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54条，《日本行政程序法》第32条，澳门地区《行政程序法典》第四章“行政合同”。
另参见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507、535、547-549页；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9页；翁岳生：《行政法与现代法治国家》，祥新印刷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21页。
59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郑戈等译，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165-166页。
60参见《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2条、45-47条，《西班牙行政程序法》第53条，《意大利行政程序法草案》第51-57条，澳门地区《行政程序法典》第118条。
另参见M.P.赛夫：《德国行政法——普通法的分析》，周伟译，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07-110页；南博方：《日本行政法》，杨建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丹宁：《法律的训诫》，杨百揆译，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以下。
61参见罗传贤：《行政程序法基础理论》，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9-29页。
62事实上，有关行政程序的立法最早可追溯到十九世纪末期。但是，将行政程序作为行政法的核心内容加以立法则是在二战以后，以1946年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制定为标志。该法的制定和实施对西方国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各国行政程序立法的进程。参见蔡知方：《行政法三十六讲》，自刊1997年版，第357页。
63一般认为，两大法系的行政法至今已经实现了三次碰撞和对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导致了两大法系行政法的第一次碰撞和对接。这使得本属大陆法系国家的日本在法律上又具有了英美法系的特色。在行政法上就表现为，行政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但却被认为是控权法；行政法既是权利法，又是补救法；行政法学上有完整的行政行为理论等等。第二次碰撞和对接则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为标志。并且随着欧洲经济、政治和军事一体化的深入，这一过程仍在继续；第三次碰撞和对接则发生在上个世纪末，我国相继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后。参见叶必丰：《行政程序法的两大模式——两大法系行政程序法之比较》，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1期。此外，我们还认为，GATT/WTO法律制度的实施，至少会在贸易或者与贸易有关的领域中，使各成员国的公法出现统一化的趋势；因特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也会导致不同国家的公法在适用上的冲突。
64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 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65参见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3章；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吴微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章；蔡知方：《行政法三十六讲》，自刊1997年版，第90-91页。
66参见王和雄：《论行政不作为之权利保护》，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56-57页；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吴微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2-45页；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页以下。
67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419页。
68理查德·B.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