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卸任官僚持续涌入私营部门给总统提出了一个持续的问题：他如何阻止其亲信们为最大化其“后政府收入”而出卖他的计划？[171] 明显的解决方法是：强加一条道德规范，禁止任命者过快且明显地从其以前任命中获利。撇开有可能进行规避以及肯定会利用漏洞不说，这样的提议也只能充其量减少，而不是根除出卖现象。[172] 但尽管如此，看起来也没有哪位总统会很快致力于改变现状。尽管总统的政治亲信们可能有不良的动力，但至少他们是他的任命者--比起那些听命于国会的行政官员来，还是要好得多。
当然，如果这项制度是通过有意识的选择而建立的，那么容忍它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正如Hugh Heclo，这位也许是现代最有理解力的评论家所强调的那样：
在国家文件中，以及有关重大辩论和主要决定的公开的公共档案中，无法发现我们目前走马灯体制（in-and-outer system）的基础……
……
……总统及其支持者们在处理当前争议时，总是担心长远的安排可能会主要对其继任者有利；而国会及其各委员会维持其影响力最容易的办法，就是逐个对付那些与其最利害相关的行政机构的零星官员。这种走马灯“体制”--如果有人会因使用“体制”一词就以为它是有意识设计的产物那就大错特错了--是对政治利益进行微观算计（microcalculations）的一个副产品。[173]
这种混乱源自1787年，当麦迪逊等人推出美国式的权力分立时，他们丝毫没有料到它将遗祸两个多世纪。考虑到这个事实，我们应当三思，然后才可以把我们的走马灯“体制”（revolving-door "system"）推荐给其他新兴民主国家--而这恰恰是我们在推广三权分立的过程中正在做的。
2、从宏观到微观。--我一直在用粗线条勾画，以求突出主要趋势，而非详尽无余的细节。无疑，对特定决策领域更深入的比较将会非常复杂，并且急需提纯。不幸的是，比较公共行政并没有被很好地研究，并且大多数著名的研究都没有侧重于不同
宪法结构对决策模式及结果的影响。然而，由Samuel Huntington做的经典工作可以成为未来研究的楷模。[174]
在Huntington的著作中，美国式分权已对军事统帅部门的专业特征产生了深刻的腐蚀性影响。为了看到这一点，试考虑象参谋长联席会议这样机构如何在威斯敏斯特政府中运作。该体制没有分割立法权，因此各参谋长知道他们的老板是就首相，通过求助议会的反对派而向其摊牌一点好处也没有。对他们来说，使自己权威最大化的最佳方式，就是为自己赢得立场公正、意见专业的声望。这种声望越高，首相将会越重视他的建议。
美国式的分权则产生了不同的激励。不仅各参谋长能够和相关的国会委员一起合作，把他们的议程强加给总统，而且，在这些活动中，他们也可以贡献出他们的专业判断，为其盟友效劳。
但是有更多，并更糟的后果。总统并不愚笨，并且有充足的理由采取措施阻止各参谋长的背叛。在提名军事领袖时，政治忠诚，而非专业水准，将是首要的考虑因素。将军们要想获得升迁，就必须把他们的剩余时间都花在研读最新版本的卡奈基（Dale Carnegie）上（指导如何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书--译者注），[175] 而非钻研高科技的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西方著名军事学家--译者注）。[176]
我并非军事专家，只是将Huntington的实质性观点留给大家思考。但他的著作的确有助于我们发现，分权制对政府运作的破坏性影响有可能四处扩散。恰恰因为大多数案例研究都只适用于特定条件，因此很容易错过相似结构病理对不同领域所造成损害的程度。[177]
我并不是暗示美国式分权绝对不会产生职能专业化。必须承认，偶尔，公共管理的政治化可能变得如此糟糕如此长久，以至于有可能造成强烈的反作用和准
宪法努力，推动决策中心独立于日常的政治压力。最好的例子就是联邦储备委员会--在经历了对货币供应超政治化管理不善的一个世纪的悲喜剧之后，该机构的设立称得上一个不朽的进步。[178] 尽管联储也曾犯过错误，但至少它能认真对待事实，其主席也没有每两年换一次，[179] 并且它拒绝屈从于来自白宫或国会山的每一次小风波。联储并非完全不受政治影响——也不应当如此。但政治指南是在长期上起作用：一系列新的任命可能有深远的影响，并且如果表现仍然不令人满意，国会和总统可以自由修改有关联储的法规。短期专家被较长的政治审查所限制。
当然，对该政策领域而言，现存的混合体是否就是正确的，仍然是个问题。[180] 但它的确显示，当事情变得足够糟糕时，美国式的体制也可以克服其过度政治化的弊病，实现职能专业化。
至少有时是这样的。毕竟，联储确实牵涉到巨额金钱，而在美国巨额金钱几乎是万能的。但如果我们转向职能专业化能产生巨大回报的其他政策领域，人们就会发现分权制并没有起到同样的推动作用。环境规制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几乎没有什么领域象环境规制那样，对合理政策来说更重要的是长期观点和科学知识。但这一功能上的需要并没有促使在环保局中加强专业决策机制。例如，Carol Browner,在长时间的职业生涯之后，也没有成为环保局领导。她36岁时出任该局局长的原因，是因为她忠诚于戈尔（Al Gore），[181] 并且因为克林顿并不怎么在乎在要职上安插自己的亲信。难道非要花上一两个世纪管理不善的代价，美国人才能为环保设计出超越自己体制标准模式的分权结构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