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可抗力
刘凯湘
【摘要】不可抗力作为法定免责事由是过错原则的体现。侵权责任与合同责任均适用不可抗力。不可抗力的判断标准应兼顾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政府行为不应包括在不可抗力中，技术风险则应包括在不可抗力中。不可抗力既不同于商业风险，也不同于情势变更。个案中应根据不可抗力对法律关系的实际影响而确定其效力，或全部免责，或部分免责。
【全文】
不可抗力作为法定免责事由，在民法理论上已成定论，且已为世界各国立法所普遍确认，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不可抗力，在各国立法上一般都规定为免除责任的条件”[1]我国民事立法对此也有规定，如《
民法通则》第
107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者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合同法》第
117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然民法理论界对不可抗力的研究似嫌过少，有关不可抗力的诸多理论问题如判断标准、构成要件、范围、效力等仍值得探讨，恰如有的学者所言，尽管“合同法学和侵权行为法学都研究不可抗力，但有关不可抗力的概念和性质、不可抗力的范围、不可抗力的效力等，学者们均存较大分歧”[2]。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以求发现和解决一些问题。
一、 确立并完善不可抗力制度的实践意义
在当今时代，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不少在前人看来是无法预见和克服的自然灾害，现在能有所预见和有所克服，科学技术的发展拓展了人类的活动空间和自由度。然而，迄今为止，在强大的自然力前面，人的能力被证明仍然是相当有限的；不仅如此，由于不能从根本上认识自然界的规律，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破坏了自然界，并由此引发出新的天灾人祸。如何在已有的条件下从制度上作出最佳的安排，把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降低到最小，或者对其作出符合理性的分配，是社会经济发展对法律制度所提出的必然要求。下面先转引一些权威的统计数字，以便从感性上对不可抗力给人类带来的灾害损失有足够的认识：
《中国统计年鉴》载：1994年，我国旱灾共造成受灾面积4.56亿亩，绝收3789万亩；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面积共2.5亿亩，直接经济损失1.7亿元；台风造成的受灾面积共2366万亩，绝收306万亩；风雹造成的受灾面积共5600万亩，绝收600万亩；冷冻造成的受灾面积共2800万亩，绝收114万亩；4级以上的地震共发生17次，经济损失约10多亿元；火灾共发生39120起（不含森林火灾），直接经济损失共12.4亿元。1995年，水灾的受灾面积为12731千公顷，旱灾的受灾面积为23455千公顷。1996年，水灾的受灾面积18145千公顷，旱灾的受灾面积20151千公顷，火灾共发生36856起，直接经济损失10.29亿元。1997年，水灾的受灾面积为11414千公顷，旱灾的受灾面积为33514千公顷；火灾共发生64280起，直接经济损失15.41亿元；地震共发生10余次之多，直接经济损失10余亿元；大的台风共4次；灾害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497亿元。[3]
《1998国际统计年鉴》载：属于不可抗力的社会事件中，西方主要国家罢工的发生状况如下：自`1980年到1996年，美国年平均的罢工次数有50次之多，参加的总人数有30万，罢工工日总数400万天；日本年平均的罢工次数有500次之多，参加的总人数有10万人，罢工工日总数20万天；德国年平均的罢工人数有3万人之多，罢工工日总数15万天；亚洲的印度年平均的罢工次数达1500次，罢工人数有100万人之多，罢工工日总数250万天。战争的发生更是从未间断过，仅90年代，就有90年的伊科战争，91年的海湾战争，同年夏天爆发的南斯拉夫内战，索马里内战及92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出兵索马里，92年爆发的波黑内战，俄罗斯车臣战争，等等[4]，由这些战争导致的对外贸易的封锁、禁运屡见不鲜，因此产生的合同履行迟延或不能也十分普遍。
面对这些惊人的数字，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已经相当发达，但是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认识仍然存在着种种局限，自然灾害一如既往的威胁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在社会生活中，各种人为现象（如战争、罢工等）也妨碍着正常的贸易交往，使许多合同不能履行。如果说天灾是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的局限的结果，那么人祸则是人类认识自身的能力的局限的结果。不可抗力制度的设计就是人类在尊重客观实际的情况下，运用法律手段合理分配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的公共理性的体现。
在法律上，确立不可抗力制度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有利于保护无过错当事人的利益，维护过错原则作为民事责任制度中基本归责原则的实现，体现民法的意思自治理念，另一方面，可以促使人们在从事交易时，充分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并在风险发生后合理地解决风险损失的分担问题，从而达到合理规避风险、鼓励交易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