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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自身利益和安全的关注，北京市政府也愿意用地方财政负担医疗费用的需求。所以，寻求疫区政府的财政承诺，比寻求中央财政的承诺更有效也更及时，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涉及到“外部性”的另一个问题，即外溢的收益可能是一种非排他性的收益，且这种外溢并不会影响相关人预期的既得利益，也不会对相关人的行为选择构成“外部性”的影响。比如，女士们不会因为使用香水会被他人闻到香味、从而减少香水的消费或选择“搭便车”的方式去闻别人的香水。“萨斯”的防治也一样，北京市不会因为防治工作会间接对其他省份有利而因此减少防治费用的投入，因为“萨斯”疫情对北京本土即时安全的威胁数十倍高于其他省份，防治工作所带来的收益是如此巨大而必不可少，其他省份会不会因此获益根本不会构成对北京市财政负担决策的消极影响。
对于只有极少数甚至没有“萨斯”病人的省份而言，地方财政应付防治开支是绰绰有余的，并不需要中央财政出面负担一切治疗费用。而在疫情严重的地区，地方政府自行负担治疗费用的利益驱动也远远高于中央政府。就疫区和非疫区之间而言，对“萨斯”的防治工作并不存在严重的“外部性”问题以致于非中央财政出面承担一切治疗费用不可。同时还要区分一点，“防”与“治”是两个方面：“防”对非疫区具有相对较高的“外部性”，而“治”几乎没有针对非疫区的“外部性”，所以中央财政把拨款的重点放在“防”上而不是放在对医疗费用的全部负担上，这是较为合理的财政政策。相比之下，真正具有较高“外部性”而需要中央政府出面的，不是治疗费用问题，而是地区间的隔离措施。
三、隔离：“外部性”与行政目标的差异
地区间的各种隔离和预防措施具有极高的“外部性”。为保障周围地区的安全，疫情严重的地区最应该采取与外界隔离的措施。然而，这次恰恰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完全缺乏采取对外隔离措施的利益驱动，因为这是一项收益完全外溢的行为；北京市如果宣布封锁，禁止市民外出，隔离的成本和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损失都将由北京市独力承担，但巨大的收益则由非疫区人群共享。因此，除非疫情不太严重的大多数省份愿意一起为北京市提供补偿，或者直接呼吁中央政府出面宣布封锁北京市的对外交通，从而解决这个因“外部性”带来的地区间利益冲突，否则北京市政府不可能主动采取对己不利的隔离措施。迄今为止，尽管所有的省份都希望北京市能把自己封锁起来，住在北京的学者们却只愿意提出由中央财政负担医疗费用的要求，并无人建议北京市采取对外隔离措施。[18]
出现这种现象可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北京是首都，中央政府与北京市政府存在着极大程度的利益重叠。北京市因为利益上的“外部性”问题自然不愿支付被隔离的代价；中央政府出于与北京市相重叠的利益，以及某种涉及全局的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考虑，也绝不愿意隔离北京。而这些考虑对大多数省份来说则毫不重要。因此，中央政府和北京市政府在隔离问题上与其他省市政府之间出现了行政目标上的明显差异。尽管“万众一心”的防治“萨斯”工作如火如荼，我们却看到了行政管理和危机处理方面非常无效率的一幕：不是由极少数疫情重灾区主动隔离和限制人员外出，而是由全国各省市去严防死守、监控、隔离、甄别和制止来自疫区的人员。这种情形就和科斯所讲的工厂烟囱的例子十分相似：不是大家凑钱给烟囱买一个净化器，而是大家人手一个净化器。从经济效率看，开放疫区人员的外流而在全国各地隔离来自疫区的可能的病毒携带者，让全国各地的地方财政多花了几十倍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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