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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跳楼者社会交往地位分析
跳楼者通常是社会竞争中的弱势人群，这种弱势主要体现在，这一群体通常无法通过国家正式法律救济方式的成本支出，实现权利。跳楼威胁秀者源于社会极弱者，这一判断，尚未被有效证伪。中高收入群体人员，尚未发现有实施社会救济性跳楼行为。中高收入群体在举高平台前的止步，一是因为放弃权利复原仍然可能具有较强生存能力，也往往因为保全社会体面的因素。例证之一是，据调查，某商场租柜经营的数十家商家，集体向商场讨要保证金一案中，因为该商场经营方与所在地行政当局的亲密关系，商场拒不依法退还，其中商家认真讨论过的跳楼方案，因无有人愿意具体操作不了了之。跳楼选择的中止，原因有：不少商家表示，数万保证金用不着拿生命去交换；若电视曝光自己的跳楼形象，“自己挺不好意思。”由此可见，社会救济性跳楼与跳楼者生活需求层次，存在某种隐性的联系。
因此，我们基本确认，跳楼者是社会的弱势人群。但是，当这样的社会弱者，一踏上城市无处不有的举高平台，他们迅速的转化为一种具有某种优势的存在：他们成为地面人群道德上充分同情的对象；他（她）通过与地面人群的信息交流，使人们对跳楼主体权利主张产生理解，从而在举高平台之下，迅速形成社会正义的聚集。
在寻常社会，尤其是因充斥不公平待遇，人们已经麻木的社会，跳楼行为，重新唤醒了对社会正义的普遍共识：“老板太不象话了，拖人工钱，害得人不要命！”，谴责声开始出现。由于对跳楼者的道德支援，并不需要支付成本，包括地面人员对万一发生的空中飞越，能有效避害，对非法不义行为的谴责于是开始蔓延，从而实现了局部区域的正义话语聚集。作为此种社会正义的分支行为，向官方和警方报告的情形，开始出现。这为权利实现，提供了一种必要的程序性安排。
跳楼人员的社会劣势处境，在一个独特的时空，迅速得以改变。这种被同情产生的“道德优势”，为权利的实现技术上作出了必要的铺垫。重要的是，跳楼者与被迫出场的谈判对象之间，在这种社会交易的程式中，产生出基于信息不对称的信息优势，实现了对自身行为和环境的控制。“跳，还是不跳”，成为一个地面人员无法准确判断的问题：如果认为不会跳，万一跳将下来了怎么办？尤其是可能本来计划不跳，可是在地面人群与其互动的过程中，临时改变主意，决定要通过空中跳跃，进一步获取社会同情；或者在举高平台，产生出对地面人群临时正义的怀疑；或者随机性产生出人类通常容易产生出的绝望，使跳跃成为了可能。这就让地面的人群，始终处于控制秩序的信息劣势之中。关键问题是，致人自杀死亡，属于“严重的社会后果”，是加大有关责任人法律代价兑付的定量。在这种社会景象之下，跳楼者自由了：他决定着“跳，还是不跳”。他获得了在秩序中的支配性权力，他的每一个惊险的造型，激发出地面人群的反应，他通过控制自己的举动，实现了对地面人群的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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