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约束不够。一是预算约束不够。预算的实质是政府收支的公开、透明，而目前我国的收费没有置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约束之下，仅仅简单地由某一部门管理或列入某一类表格反映，基本上游离于预算之外。二是法律约束不够。政府取得收入的方式和数量应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然而我国至今没有制定《收费管理法》，对收费的法律责任等都没有法律规定，因此，有关行为主体想收什么就收什么，想收多少就收多少的现象还时有发生。
　　3．监督不足。一是监督的权威性不足。收费的主体绝大部分拥有一定的行政权力或某方面特权，具有较强的抵制检查与制裁的能力，因而要求监督主体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能够对各种不合法或不合理收费行为予以有效制止，而目前我国收费监管主体不明，所谓的共管体制往往陷入“家家争权，家家推责，家家有责，家家无责”的尴尬局面。二是监督的广泛性不足。收费的范围广、影响大、项目多、分布散，必须建立以职能部门为核心、以社会监督为补充的广泛的监督系统，使收费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中，才能及时发现和有效遏制乱收费行为，而目前我国社会监督主体有限，渠道不畅，作用甚微。
　　4．惩罚不力。长期以来，对乱收费行为在处罚和处理中缺乏制度的刚性约束，处罚轻，违规成本往往低于违规收益，对乱收费主体没有足够的威慑力；即使有制度也存在执法不严的问题，如对违纪收费处以10—15%的罚款，在实际执行中往往是“一退款，二上交，三默认”，这无疑助长了不正之风，加剧了乱收费。
　　
　　（三）“泛本位利益”的形成及其膨胀，作为内驱力刺激了乱收费
　　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和实际执行的软化，收费资金实行“两权不变”，自收自支，在本位主义的驱动下，相关行为主体不仅不愿放弃既得利益，而且利用权力保住和扩大既得利益，互助攀比，从而出现了政府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单位化、单位利益个人化等局面，形成了“泛本位利益”。“泛本位利益”具有天然的膨胀性，其利益膨胀没有边界，其福利需求和公款消费没有止境。如果说，在传统体制下，相关行为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还是受到财政“蛋糕”的大小和分配比例约束的话，那么在收费的体制下，却会形成相互膨胀的恶性循环。多收费便能多得利，多得利便要多收费，这样一种相互激励的膨胀机制，在以下三种“催化剂”的作用下，便变得更为可怕。
　　1．不科学的政绩考核制度。我国的管理格局是多层次的，由政府综合管理，部门分散管理，在政府与政府之间、政府与部门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存在着一个政绩考核体系。这种政绩考核制度无疑有其积极意义，但其中的“一票否决制”等内容，与不足的财力保障相矛盾，有关行为主体往往会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力求政绩显赫而乱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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