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著：《人际同构的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同时还可参见氏著：《法的自然精神导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等书。
参见约翰·奥斯丁著：《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版。
哈特著：《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0页。
参见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88页以下。
约翰·奥斯丁著：《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页。
关于法官之法源的多样性存在，可参见黄茂荣著：《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以下。
其中中国古典法律是混合法律体系的代表。相关论述，可以参见武树臣等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以下。蔡枢衡认为：“古义的法制就是判例”；“传统的文史术语中所谓典章制度的典章指法令条文；制度指判决先例。条文和判例原是三代
刑法的两种表现形式，就是《尚书·洪范》所谓‘彝伦休叙’的彝和伦，《吕刑》所谓‘有伦有要’的伦和要。”（蔡枢衡著：《中国
刑法史》序，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这在一定意义上把整个古代中国法律制度描述为混合法律体系。而武树臣则认为该种情形乃是晚出的现象。
参见陈修斋主编：《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页以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1页。
转引自马育民为其翻译的《法国民法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所写的代序。
参见孙笑侠著：《法的现象与观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以下。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
哈贝马斯著：《公共领域的结构与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我国学界对于第三领域（第三部门）相关法律问题的较好研究文本，是由高丙中等人所著的《规制与发展——第三部门的法律环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尽管其并未涉及第三领域法律之全部。
关于三种不同类型法律之论述，参见诺内特、塞尔茨尼克著：《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这里只是在引伸意义上使用该书的概念。
参见谢晖著：《价值重建与规范选择》，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页以下。
丹宁勋爵著：《法律的训诫》，杨百揆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56页。
参见梁治平：《英国普通法中的罗马法因素》，载《比较法研究》，1990年第1期。
当然，我们知道，即使昂格鲁—萨克逊人，也不是英伦三岛的原住民（其原住民是凯尔特人），相反，他们也是由外面入侵进来的民族。参见：潘华仿：《英吉利法的渊源》，载氏著：《英美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以下。林榕年主编：《外国法制史新编》，群众出版社1994年版，第265页以下等。尽管如此，但就法治的发展而言，英伦三岛上的原住民并没有作出什么大的贡献，相反，昂格鲁—萨克逊的习惯法成为英国法治的活水源头（参见张彩凤著：《英国法治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参见S.P.C密尔松著：《普通法的历史基础》，李显冬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
关于经验主义哲学发展及其与理性主义哲学关系之具体论述，参见陈修斋主编：《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以下。
参见谢晖：《判例法与经验主义哲学》，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五位早期代表人物中，培根一生主要从事法律职业，因此，其对法律和法学的熟悉自不必说，休谟也曾专修法律。至于洛克、霍布斯，尽管其不是法学专业出身，也未曾从事过专门法律职业，但在他们的名著中我们随时可以了解到其对法律的钻研程度（前者之父亲还是一位乡村律师）。唯一例外的大概是巴克莱，至少在我已经读到的其相关著作中，没有看出他对法律问题的特别见解。
罗斯科·庞德著：《普通法的精神》，唐前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
关于普通法在美国的情形，参见]卡尔·N·卢埃林著：《普通法传统》，陈绪纲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转引自林榕年主编：《外国法制史新编》，群众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林榕年主编：《外国法制史新编》，群众出版社1994年版，第275页。
参见罗玉中等编著：《法律，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第132页以下。
在平权关系，例如契约关系中，事实上，也存在着命令和服从关系，其中当事人之间具有互为命令者和互为服从者的特点，因此，其是一种双向的、对等的命令和服从关系。
相关问题之具体和系统的论述，参见谢晖著：《法学范畴的矛盾辨思》，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以下以及本书《法律调整》一章的系统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