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然，必须说明的是，尽管证据事实和案件事实（法律关系事实）一般说来是两种不同的事实，但两者往往具有交叉之处，特别是案件事实，往往也被称为证据事实，这时，两者之间就出现了交叉、重叠甚至重合。但它并不否定前述对司法过程中事实的抽象划分。
由此进而须思考的问题是：法律关系在司法活动中的地位。可以说，一方面，理清或者恢复法律关系，使其从处于纠纷的不定状态走向可解释或证明的确定状态，是任何一次司法活动的直接目的。倘若司法活动不能使处于纠纷不定状态的法律关系恢复到确定状态，则意味着司法的使命尚未完成，其目的尚未实现。在司法中不论是法官寻求证据事实也罢，还是其运用、发现法律也罢，其目的都是为了恢复法律关系——处于纠纷中的案件事实之本来面目。尽管这种恢复有时是勉为其难的。另一方面，从法律关系本身是说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这一意义上，则法律关系是法官据以正确办案的“事实根据”之一。这一根据和其他证据事实一起，为法官正确适用法律提供了最基本的事实基础。即其他证据事实在于说明处于纠纷中的法律关系（案件事实）之真相，而被证明或解释了的法律关系是适用法律的最终奠基。所以，这时它又是法官的办案手段。由此可见法律关系在司法活动中的一般作用。
第二，司法活动是恢复、维护、修整法律关系的基本机制。法律或者法制在技术上的目的有三：一是为了规范；二是为了预防，三是为了救济。规范针对的是主体日常的交往行为，即法律给人们提供日常交往行为的规范根据。“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法律就是使人们的日常交往行为能成就“方圆”的“规矩”。预防是针对可能出现的违规行为而言的，纵然尚未出现违背法律的情形，但基于“人性恶”的法律和法治本身是对人性的防范措施 。俗话说：“防患于未然”、“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这种忧患意识乃是人类制定法律的重要宗旨之一。救济则针对着违法（犯罪）行为或者社会纠纷而言。“有纠纷，就必须有救济”，否则，社会秩序只能听任人们破坏，法律规范徒具逻辑形式。
在法律的上述三种技术性目的中，前两者既可以表现于普通法律主体运用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行为中，也可以表现在国家执法机关（行政机关）的日常执法行为中。至于后者，尽管当人们遇到法律关系的纠纷时，除了犯罪关系之外，既可以采取自救（私力救济）的方式解决，如当事人之间协商解决，或者请求两造都信赖的第三者出面调节和解决等；也可以请求行政机关在其执法权限内主持解决（上述两种救济方式，在当下中国往往还占据着主导的地位，特别是在乡土社会，此情更盛），但最权威的纠纷救济措施却是请求司法出面予以解决。
可以说，司法的基本职能就是对社会纠纷实行国家的救济，即公力救济。因此，司法是应对法律上社会纠纷的国家救济机制，司法机关则是代表国家从事法律上社会纠纷的日常处理机构。司法的这种职能和地位，使其必然把法律上社会纠纷的救济、矫正和修整作为其基本使命。因此，对司法者而言，其所面对的基本事务就是处理社会纠纷。
人们把人类所面临的“病症”分为三种：其一是精神上的“病症”，专门用来处理、救济、矫正该种病症的机构是教会，其职业者是牧师。其二是身体上（包括心理上）的“病症”，用来诊断、救济和矫正该种疾病的机构是医院，其从业者是医生。其三则是社会（行为上）的“病症”，用来处理、救济和矫正该种病症的机构是法院，其从业者是法官。在世界近、现代意义上最早的大学——意大利波伦亚大学，最早设立的几个专业正好是法学、神学和医学。这充分表明人类在学理上对各种“病症”及其救济措施的高度重视。直到今天为止，在西方世界，这三种职业还是在条件上要求最为严格、甚至苛刻的职业。
这种回顾，可以使我们更好地领略、体会司法对于法律上社会纠纷的救济、矫正和修整功能。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纠纷得不到及时的矫正和救治，同一个国家发生了瘟疫而得不到救治相比较，其影响可能还要更为恶劣。因为后者更多地涉及自然意义上的人；而前着更多地涉及社会意义上的人。我们知道，就社会意义上的人和自然意义上的人相比较，前者更为重要。因此，如果不能通过法院和法官来及时、准确和有效地矫正、救济、修整受“社会病”影响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的纠纷，就会使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从而主体间的是非曲直难得判断，人们正常的交往行为难得保障，社会行为的精神动力难以激发……
总之，司法的功能就在于对出现了紊乱、纠纷的法律关系根据事实、依据法律做出诊断、处理、救济、矫正和修整，使主体间的日常交往行为能够保持在合法、有序、有效和公正的秩序框架中，从而真正使法律关系成为构造社会—法律秩序的有机的、活动的细胞。
【注释】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78页。
《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83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
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1965年版，第页。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所以，庞德指出：“自十六世纪以来，法律已经成为社会控制的最高手段了。”庞德著：《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1页。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卷，第319页。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页。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163页。
孙国华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页。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张志铭：《中国社会主义法律关系新探》，载《中国法学》，1989年第5期。
A.A.彼昂特考斯基：《国家和法的一般理论的若干问题》，载《政法译丛》，1956年第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