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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秩序是一种社会秩序，它是指在法律保障和调整下所形成的一种和谐、稳定和统一的社会关系状态。因此，法律秩序亦可以说是一种法律关系，不过其是宏观的法律关系。凡是有法律的地方，必然有法律秩序，从而必然有宏观的法律关系。法律秩序不但是一种宏观的法律关系，而且也是一种最基本的法律关系。在以往人们对法律关系的理解中，较为注重对具体的法律关系的理解，从而一方面使法理上的法律关系具有明显的民事化、行为化倾向；另一方面，也使法律关系理论的意义没有充分展开和显现。强调法律秩序之为一种法律关系，有利于克服法律关系理解和研究中的如上不当倾向。
（2）中观法律关系。在宏观法律关系——法律秩序之下，尚有另一种法律关系——中观法律关系亦常常被论者所遗忘。中观法律关系即对世的法律关系，即由法律直接规定、而不需要当事人合意渗入其中的、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可形成的法律关系。这里表明了三点：第一，中观法律关系产生于法律的直接规定，不管当事人之间有无合意，都必然会形成人们间的法律关系。第二，中观法律关系的产生与宏观法律关系相比较，不是一种整体化的法律秩序，而是一种具体化的权利义务分配样式。虽然它与许多具体的中观或微观法律关系一起构成整体的法律秩序或宏观法律关系，但其在表现上及理论抽象上必须是具体的。第三，与微观法律关系相比，一方面，中观法律关系产生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不是依法而为的主体的指令（在行政法律关系中）或协议（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另一方面，中观法律关系的规模比起微观法律关系来要大。其中包括法律主体的规模、内容——权利义务的规模和其客体的规模，而尤指其主体的规模，如作为一种典型的中观法律关系的物权法律关系，其义务主体指向不特定的任何个人、团体和国家机构；再如公法中的组织法律关系亦具有此特征。
（3）微观法律关系。它是一种具体化的、只能通过主体行为对法律规定的应对才能产生的法律关系，即主体在法律前提下，通过一定的指令（一般在公法微观关系中）或协议（一般在私法微观关系中）而在管理主体和管理相对人、或在协议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具体法律关系。可见，微观法律关系有如下特征：首先，其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为前提，微观法律关系的形成尽管以法律关系主体的指令或协议为前提，但如果这种指令或协议是违法的，那么，其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反倒是为违法行为，应予法律的矫正。其次，其须以一定主体的指令或主体的协议为直接前提。如公法中的行政命令关系的形成就是以行政主体的指令为直接前提的；私法中的合同关系就是以主体之间的协议为前提的。这使得法律在微观法律关系的产生上，虽然是必要前提，但只是间接的前提，这一前提只有经过具体的、主体运用法律的指令或协议，才能导致具体的微观的法律关系的形成。
2、根据法律关系主体之数量，可分为多边法律关系与双边法律关系。
（1）多边法律关系。这是指法律关系主体为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法律关系。一般说来，前述宏观和中观的法律关系，均为多边法律关系。微观法律关系，则既有多边的又有双边的。合同关系是典型的既可形成多边关系又可形成双边关系的法律关系。在多边法律关系中，处于同一主体地位的法律主体在权利义务上往往具有同一性，且客体也具有相同性或相似性。这为其权利义务的分解和客体的分割造成了困难，在司法实践中处理时也要困难得多。
（2）双边法律关系。这是指主体只有两个的法律关系。其中有些法律关系只能表现为双边关系，如国际法中的双边协定，既是一种法律表现形式，也是一种国际法律关系；再如一夫一妻制下的夫妻关系，只能以双边主体来实现。大量的合同关系，尤其民事合同关系，经常表现为双边法律关系。一般讲，双边法律关系比较简单，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比较明晰，易于人们做出判断，在司法实践中也往往是简单案件。
3、根据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特征，可以分为平权型法律关系和指令型（非平权型）法律关系。
（1）平权型法律关系。这是指双方主体在法律关系中享有对等或对应的权利，承担对等或对应的义务时的法律关系模式。一般说来，私法领域中的民事法律关系和商事法律关系均呈平权状态，是平权型的法律关系。在法律实践中，平权型法律关系具有大量表现，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首先社会结构本身具有平权特征，即“人→物←人”的特征；同时，因社会关系的这一特征的作用，人们所从事的与经济活动相关的活动主要是民、商事交易活动。因此，平权型法律关系与市场经济具有天然的契合性。
（2）指令型法律关系。又称非平权型法律关系，这是指双方主体在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具有不平等或不明确对应的特征，即一方主体主要是权利（力）的施行者，而另一方主要是义务的承担者。在现实生活中，这主要表现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在古代封建等级、特权专制的法律制度及其背后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社会关系具有“人→人→物”的指令色彩 。因此，法律调整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亦具有此特征。那么，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为何还会有此种关系呢？这主要是因为不论在任何条件下，人本性中的缺陷不可能靠每个人的自发性去克服，人群的复杂性及主体需要的必然冲突往往不可能使当事者自己妥善地处理自身事务；社会公共事务的解决也不可能总是在人们的行动中得以自发完成，因此，公权力量的存在具有必要性和必然性。对于单个的主体而言，任何个体都要服从公权力量的指令，只要这种公权力量是社会所公认的，并且其具体指令符合法定的条件和程序。
当然，说指令性法律关系在法律主体之间具有权利和义务的不对应性特征，绝不是指令一方在该种法律关系中只享有权利（力），而被指令一方只承担义务。事实上，指令一方的义务，因为作为责任和权力被“一体两面”地规定在法律中，因此，其享受权利（力）的过程同时就是履行责任的过程。倘若指令者的指令本身没有权力根据、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那么，它不发生法律上的效力，不能对被指令者形成法律上的约束力。
4、根据法律对社会关系的具体处理方式可分为调整性法律关系和应矫正法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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