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
宪法“司法化”在我国的实现有着重大意义，但是其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如果不对
宪法“司法化”的范围进行合理架构，那么会导致
宪法的滥诉现象。在我国必须坚持普通的民事审判的私法领域不能直接适用
宪法权利条款。
宪法权利仅直接适用在公法领域中的，适用在反映公民与国家权力关系的领域中。“
宪法中的权利条款仅仅保护其不受“国家行为”的侵犯，而将私人对他人的权利的侵犯留给侵权法”[⑩]。刑事审判程序是确定公民是否犯罪以及对犯罪行为人处以何种刑罚的程序，即定罪量刑的程序，刑事审判所处理的案件在性质上属于公法领域案件，但是，由于刑事审判具有定罪量刑性质，依据罪行法定原则，应当直接适用刑法规范，而不宜直接以宪法规范作为其法律依据。在非刑事审判的其他公法领域，也并非都要直接适用，如果立法符合
宪法并体现了权利的价值，通过立法构建的法律秩序促进了基本权利的实现，或者说一般法律权利规范已是基本权利规范的具体化则只可直接适用一般法律。在执法尤其行政执法领域，基本权利受到公权力的侵害，可以直接适用一般法律的权利规范进行救济，在穷尽这种救济之后，再适用
宪法权利规范进行救济。
五、对我国宪法“司法化”的体制型构
随着我国法治化的进程，加强公民
宪法权利规范的适用性也是当务之急。鉴于中国法治环境的不断改善，在现阶段实现
宪法“司法化”的条件已经日趋成熟。
首先，必须改变对
宪法的观念，
宪法不是“神法”，也不是“闲法”，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
宪法的主要任务在于规定国家机构的设置，权限运作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了维护
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对于
宪法中的政策条款要有限制，只有那些带有根本性的国家理念和国策，才有必要在
宪法中作出规定。
其次，司法审查制度应该逐步到位。第一步，在现行体制下，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应当切实履行
宪法赋予的职责，维护
宪法的权威。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其代表人数众多且每年只举行一次会议，所以应当强化它的常设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员会职权，常委会委员应当实行专职化、年轻化，同时要修改《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以确保它能履行
宪法67条所规定的职权：解释
宪法，监督
宪法的实施；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
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第二步借鉴美国模式和欧陆模式，在重新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
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基础上，实行分级违宪审查的制度模式。即在人大常委会内设立宪政委员会，在最高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法院内设宪法审判庭，宪政委员会由13名知名法律家和政治家组成，最高法院审判庭由9名
宪法大法官组成，这些组成人员由国家主席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协商提名，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对
宪法和人大负责。由宪政委会员重点审查法律、法规的合宪性以及国家领导人的违宪诉讼案，宪政委员会履行
宪法第
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款、第八款所规定的职权；法律在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表决之前，宪政委员会可以提前进行预防审查。行政法规违背
宪法时，宪政委员会可直接撤销上述办法，也可以提请全国人大启动特别调查程序、组织特定的问题调查委员会。由
宪法审判庭重点审查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以及侵犯公民
宪法权利的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