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同志还认为，现在的这种探讨，不利于“向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作斗争。”理由据说是我们今天“要健全和发展党内外的民主生活，首要的是向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作斗争，而断不能再像封建时代的臣民那样，只是向往清官和‘好皇帝’，断不能以清官和‘好皇帝’的标准，取代我们对社会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领导人的要求。”为了健全和发展党内外的民主生活，我们必须同两千多年来的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作斗争，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进行这种斗争为什么就不能讨论清官问题呢？为什么一讨论清官问题就会变成“封建时代的臣民”呢？谁都知道，人们称颂清官、喜爱清官，是称颂和喜爱他们清正廉明，执法不阿，为民除害，为民伸冤，而绝不是称颂和喜爱他们充当封建皇帝的忠实奴仆，干了祸国殃民的勾当；是称颂和喜爱他们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在一定程度上同恶势力、其中甚至包括某些皇帝的“一言堂”作斗争的精神，而绝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是恶势力或恶势力的代表者；是基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主张古为今用，提倡从他们的某些难能可贵的活动中得到启示和借鉴，而绝不是想把这些封建亡灵请回到今天的社会主义时代去过清官庇荫下的臣民的生活。事情非常清楚，这对我们决不会带来任何危险。它不但不会妨害我们向封建残余影响作斗争，而且相反地将有助于这种斗争，不但不会妨害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而且相反地将对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起很好的促进作用。至于谈到“以清官和‘好皇帝’的标准，取代我们对社会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领导人的要求”的问题，是不是有人作过这种玄想，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可以使人感到宽慰的是，经过种种严峻的磨炼，特别是十年动乱的磨炼，今天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决不会低到连自身处在什么时代也搞不清楚；党和国家更决不会按照封建时代选拔和任用官吏的标准，来确定我们的干部政策。其实，退一步说，清官的一些好品质，例如公正无私、执法不阿、廉洁奉公、关心民瘼等等，今天在我们许许多多的优秀干部身上，又何尝不具有呢？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同时，要求我们的司法干部尽可能都成为无产阶级的清官，又有什么不合时宜，值得忧虑的呢？
　　还有的同志出于善意的担心，深恐向清官借鉴就是向封建专制主义借鉴。认为“无产阶级从建立在大生产经济基础上的资产阶级那里需要借鉴的东西远比建立在小生产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地主阶级那里要多得多”。“资产阶级的一些政治观点，远比封建主义的‘民主性精华’要好，因为他前进了整整一个时代。”因此劝告人们不要讨论清官，只要好好向资产阶级学习便行了。前面已经谈到，所谓向清官借鉴，是探讨如何从清官的活动中得到启发和教益，根本不是什么向封建专制主义借鉴的问题。道理浅明，毋庸赘述。至于说无产阶级应当像列宁说的那样向资产阶级学习的问题，也属一般的常识，大概谁也不会提出异议的。问题在于，向资产阶级学习和向封建时代的清官借鉴之间，是不是必然要发生矛盾冲突以至于不能并行呢？如果我们向资产阶级学习的是民主和法治，而向清官借鉴的是在司法工作中坚持“刑无等级”、“一断于法”的原则精神，则恰恰是相得益彰，那里会互不相容呢？因此，不弄清学习和借鉴的具体内容，一味抽象地强调向资产阶级学习，一味盲目地排斥来自封建时代的为社会主义时代的人们需要和可以接受的某些东西，恐怕也未必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吧！这里涉及的道德的继承性与法律的继承性等等问题，就不详细申述了。还有，这些同志在谈到向资产阶级学习时，曾经特别提到美国建立民主共和制之初的乔治·华盛顿。我们完全同意对华盛顿这位美国最早的大总统的赞美。因为他在反对反民主势力的代表者汉密尔顿的建议，拒绝当皇帝这一点上，的确是比封建主义的“民主性精华”“前进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然而应当指出的是，我们是在谈中国的历史，是在探讨中国的清官问题。中国有的只是两千几百年的封建统治，而并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有的只是像袁世凯、张勋、蒋介石之流的独夫民贼和皇帝迷，而没有像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民主政治的代表。人们熟悉的是汉武帝的雄才大略，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曹孟德的唯才是举，唐太宗的从谏如流，等等。如果以为这些都是封建时代的“明君贤相”、“无非就是那么一回事”而弃置不提，却只去大谈其华盛顿的拒当皇帝、杰弗逊的维护人权、林肯的解放黑奴，等等，未必是人们所能接受的吧，同样，在讨论清官问题的时候，你尽管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斗士的伟大事迹谈得天花乱坠，教育人们说，这“远比封建主义的‘民主性精华’”“前进了整整一个时代”，然而人们所熟悉和喜闻乐见的却仍然是历史和舞台上的强项不屈的董宣、敢折权贵的包拯、为民除害的海瑞、平反冤狱的况钟，等等，你将作何种处置呢？

第 [1] [2] [3] [4] [5] [6] [7] 页 共[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