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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成文法的现实需求必须考虑。如果一个地方政府，其所辖地域的公民言行，已经构成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不施行成文法法律制度的普遍性的管束，其危害将不可控制，增加成文法管控规则，具有社会控制的现实需求。但是如果这种需求并不明显，通过普遍性和概括性立法解决问题的迫切性并不突出，至少这种立法迫切性的说明不充分，还是搁置成文法立法为好。
四、考虑到香港地区的普通法传统，成文法的引入应当审慎。这是因为，缺乏发达法律解释的成文法制度，通过内地的实践，证明在法律适用这个环节，存在技术上的问题。主要是抽象法律条款的设定，对大量生活现象不能及时与立法规则产生有机性结合 ，导致许多成文化条款运用，一法万解，不利于社会行为的法律代价衡定，它增加了社会行为代价的随机性安排。而合意法学一向认为，法律规则是一种社会行为的“定价工具”。缺乏精准法律解释的成文法运动，导致社会行为法律定价失误。大陆社会的治理混乱，和滥用成文法法律形式是有关联的，它放大了体制性缺陷，甚至法律运作经常走向立法者意愿相反的方面。初始立法目的经常性的适法违背，既不为社会理解，也让立法者迷惑。“为什么这个法律执行成如此模样？”大家都在惊奇中，然而似乎总未找到法律形式缺陷的缘由。成文法立法形式的使用，是需要区别范围的，并不是任何社会事物都适宜用成文法形式处理的，成文法的使用必须成为一种社会行为代价精准化定价的活动，满足不了此种要求，便不适宜使用这种法律形式。因此，在鄙人看来，一个好的立法体制，是一种灵活使用立法形式的体制，在这样的立法体制中，成文法可以精准解释，当成文法不能实现精准解释的要求时，判例法形式就成为一种必要的立法形式。上帝并未要求立法者一定要制定成文法；可能上帝也不会反对使用判例法。大家之所以陷入成文法的怪圈，这仅是一种传统癖好，是一种习惯。这就如同刘老汉习惯用左手打麻将。这些偏好本身并无特殊价值，但这种既成习惯却不好矫正：原因在于习惯形成的巨大适应性，通常难以轻易克服。
需要指出的是，香港特区的法律制度相对独立和完善，自成一系，甚至香港法治的相对完备已经成为“香港的优势”（领导人语）。因此，笔者深以为，应当维护香港法制的相对独立，持续和发扬其判例法的传统，不宜在一个欠缺法律解释技术的法系运转中去大规模进行法律整合。古人的智言“近朱着赤，近墨者黑”，这也可理解保持法律传统的必要性。 因此，鄙人认为，即使香港政府要表达忠于祖国的意志，也适宜用判例法的形式，个别性地获取法律的规则资源。 对普通法而言，判例法就是立法的一种形式。二十三条立法一定要用成文法形式？我看不一定。判例法也是法。对香港而言，判例法或是一种有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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