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这种情况也不少见，如《
民法通则》中未规定人身损害致人死亡时未成年的间接受害人的教育费赔偿。在此情况下，如作反对解释，则受害人教育费问题不能得到赔偿。但受教育权是
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不予赔偿显然不利于受害人的利益。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多支持受害人的此项请求，司法解释中也反映了这种倾向。在此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利益衡量的方式进行合理的解释。但是赔偿教育费的标准不能过于扩大，比如上大学的费，甚至出国留学的费用是否应予赔偿呢？如果扩大到这样的范围，显然与利益衡量应起的作用相差甚远，且与《
教育法》中义务教育的规定也不太协调。所以，实务中大多只支持义务教育期间的教育费用，而不再无限制地扩大范围。
由此可见，利益衡量的适用应进行一定程度的节制，适用时在法律未及时可以一般原则进行衡量，在反对解释排除时的适用上，要注意其目的仅在于软化法律之刚性，依此并根据具体的条文来进行妥当处理。
2、实用可能原则
上文中提到，在法律对某项法律事实未作规定或规定不明时、排除反对解释时、缓解法律之刚性时或当适用一般原则对个案显不公正时，可以进行利益衡量。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对那个事例虽然可依利益衡量得出妥当的结论，但是考虑到与其他事例的横的或纵的关系，则应认为并不妥当。” 就此问题，加藤一郎通过对石田穰不法行为责任分类问题的评论来进行了说明。石田穰将不法行为责任区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意思责任的不法行为，对缺乏注意力的人只须适应于该人的注意义务即可，违反通常人的注意义务不构成过失。第二种，客观责任的不法行为，即使加害人本人实际缺乏注意能力，如果违反通常人的注意义务，也构成过失。第三种，结果责任的不法行为，指无过失之责任。依此分类，如果对制造物责任进行利益衡量，则个人一次性制造负第一种责任，中小企业适用第二种责任，对特大企业具有转嫁风险的能力，负第三种责任。通过利益衡量作出这样的判断是适当的。但这种情况又引发了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如何区分的问题。这在立法上在二者之间划一条界限是不可能的，通过利益衡量也是难以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利益衡量便不具有实用可能性。
3、合理价值判断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