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删减死罪条目，改革行刑方式。清代律例中死罪条目泛滥。“顺治时律例内真正死罪共239条，又杂犯斩绞36条。迨后杂犯渐改为真犯，他项又随时增加，计现行律例内，死罪凡八百四十余条，较之顺治年间增十之七八”（8）。为了综核名实，并省繁重，他建议删除这些虚拟死罪的条目，分别改为流刑和徒刑。与此有关的是死刑的执行问题。中国古代，有所谓“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的作法。沈氏认为“推原其意，诚以犯法者多，不肖之人为众所共恶，故其戳之也，亦必公之于众”（9）。但这种作法行之日久，原意尽失，竟以为这不过只是“示众以威”、使人们“怵目警心”罢了。而对于那些坏人来说，其实是有害无益，反而会使他们“感于气类，愈长其凶暴之风。”（10）这在京师地方，尤为值得注意：“近年以来，都下每值决囚之际，不独民人任意喧呼拥挤，即外人亦诧为奇事：升屋聚观，偶语私讯，摄影而去。既属有乖政体，并恐别酿事端。”（11）据此，沈氏参照东西各国刑制，提出改革方案，建议嗣后别设刑场，不公开执行死刑，执行时不准无关人员入视，以资防卫并有利于教育群众。这些思想和措置，都大大有利于改变中国法律的形象，促进中国刑罚由野蛮向文明发展的过程。
　　（三）禁革买卖人口，不准蓄奴置婢。中国上古时期，原无买卖人口之事；只有罪人才成为奴隶。至周代末期，始有所谓“鬻身”的作法。秦汉以后，变本加厉，以奴婢与财物同论。到了清代，定例逐渐从宽，但由于根本制度未除，补救终究有限。所谓“贫家子女，一经卖人入手，虐使等于犬马，苛待甚于罪囚，呼吁无门，束手待毙，惨酷有不忍言者。”（12）同时这种野蛮陋习，也是同当时的世界潮流相忤逆的。所以，对于揭露和要求在这一方面“变通旧律”的呼声，沈氏是完全赞成的。为此，他严正声明：“本大臣奉命纂修新律，参酌中外，择善而从。现在欧、美各国均无买卖人口之事，系用尊重人格之主义，其法实可采取。”（13）随即拟定了改革旧律的10条措施，如删除契买之例、酌定买卖罪名、旧婢限年婚配、纳妾只许媒说，等等，为使中国法律改变野蛮落后状态、适应世界潮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化除满汉畛域，统一全国刑制。清室入关以后，为了巩固满族统治，优遇和笼络满人，一直实行满汉异制异法的歧视政策，终致成为历次反清起义、特别是从太平天国革命开始的、包括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内的历次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清统治者有鉴及此，被迫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和九月，两次下令“化除满汉畛域”，要求改变旧制，责成修订法律馆等衙门改具办法报核。沈氏对此极表赞同，曾拟定一系列改革措施。他说：“为政之道，自在立法以典民。法不一则民志疑，斯一切索隐行怪之徒，皆得乘瑕而蹈隙。故欲安民和众，必立法之先统于一法。一则民志自靖，举凡一切奇邪之说，自不足以惑人心。”（14）特别是在“变法伊始”的时候，对于这种两歧之法，务必要迅速慎重加以调整。所以，他所拟解决办法是“拟请嗣后旗人犯遣军流徒各罪，照民人一体同科，实行发配，现行律例折枷各条，概行删除，以昭统一而化畛域。”（15）但是，沈氏在这一方面的一级思想和作为，包含着很大的局限性，完全不能和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倡“民族平等”的口号相并提。但从中国法制发展的整体进程言之，他的这些思想和作为，仍不能不认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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