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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致己良知”以消除诉讼
王守仁认为，执法也必须致知格物，必须致良知。比如他认为官吏在审判案件时，“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便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97）因此，只要去了物欲，致了良知，事实真相自然能够查明，法律的执行便无不公正，无不合情合理。所以，随我明镜般的心去体认、执法，则事无不明，判无不公。当然，具体的执法也是不容易的。“士大夫之仕于京者，其繁剧难为，惟部属为甚。而部属之中，惟刑曹典司狱讼，早夕恒窘于簿书案牍，口决耳辩，目证心求，身不暂离于公座，而手不停挥手铅椠，盖部属之尤甚者也。”而且掌管狱讼之人，要“惟理法之求伸而欲不必罹于祸败，吾恐圣人以下，或有所不能也。”（98）因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在军队中，那些总兵官等头目之所以“仗势而夺功，无劳而冒赏，”甚至于骚扰道路，就因为他们“非势家之子弟，即豪门之夤，皆以权力而强委之也”。那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敢以不庇乎！”他们即使“戾于法，又敢斩之以殉乎！”处理涉及权贵的狱讼之事，由于其中各种关系，纷繁复杂，一不小心，得罪了某一权贵者，就会“言未出于口而辱已加于身，事未解于倒悬而机已发于陷阱。”（99）因此，要执行好法律，公正地判处各种案件，处理好各种关系，如果不从己心上去求道，就会心力交瘁，疲惫不已。只有顺从自己那明镜之心，才能使各事无不得其道，案件也就自然会得到公正的处理。
对于动辄提起诉讼，王守仁是极不赞成的，特别是对民事方面的诉讼，他更是反对。他多次颁布禁止词讼的告谕，要求民众对于“户婚田土等”小事，“各宜含忍，不得辄兴词讼”。（100）因为如果为了“一朝之仇，锱铢之利”不互相忍让，却到官府去打官司，以至于“丧身亡家”，是所谓“始谋不臧，后悔何及。”（101）对于“中间果有赃官酷吏，豪奸巨贼，虐众殃民，患害激切者”，才可告到官府，由官府处理。但规定陈交的诉状，“务要简切直言，字多不过一、二行，陈告亦须自下而上，毋致蓦越”如果不遵守案件和审级的规定“敢有故违仍前告扰者，定行痛责，仍照例枷号问发，决不轻贷。”（102）他这正是中国传统的重人情、轻诉讼的思想的反映，把诉讼的发生看作是社会风气不良的表现之一。他在列举风俗不正的表现时说：“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争铢两之利，遂相构讼。夫我欲求胜于彼，则彼亦欲求胜于我，仇仇相报，遂至破家荡产，祸贻子孙。”（103）要改变这种恶劣的风气，减少诉讼以至消灭诉讼，就要致知格物，亲己之父以及人之父，亲己之兄以及人之兄，推而至于亲天下，实现天下大治。对于民众关于户婚、田土、斗争、债负、钱粮、差役等的争执，他要求昼含忍退让，即使发生了纠纷，也要尽量在乡里，由约正等人解决。解决不了的，才送交官府处理。他规定：“今非有迫于躯命，大不得已之事，不得辄兴词。兴词但诉一事，不得牵连，不得过两行，每行不得起过三十字，过是者不听。故违者有罚。”“尔民果有大冤抑，人人所共愤者，终必彰闻，吾自能访而知之。有不尽知者，乡老据实呈县，不实则反坐乡老以其罪。其余宿憾小忿，自宜互相容忍。”因为“容忍美德，众所悦爱，非独全身保家而已。”（104）这样，绝大部分的诉讼案件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了，只有极少一部分案件由官府解决，这就减轻了官府的负担和责任。
王守仁的这种思想，表面看来似乎是减轻了人民的讼累，其实存在着很大的弊病，特别是妨碍了便民诉讼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因为民事案件官府不受理，由当事人自己解决时，他们不可能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依法解决，而是要照顾到人情、地位等许多诉讼权利以外的东西。商品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当事人双方地位平等，而人情、等级等与平等原则是完全背离的。民事纠纷的处理不能贯彻平等的原则，商品经济也就不可能得到顺利的发展。
为了使法律法令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切实的贯彻，王守仁反对政出多门，主张专权。他说：“万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则缓急折旋岂能尽如己意？临事不得专操舟之权，而偾事乃与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谓难也。”“天下之事成于责任之专一，而败于职守之分挠。”（105）因此，法令制度，必须由专人颁布执行，赏善罚恶，也必须由专人负责，以避免政出多门，至使各种法令，赏罚颁布不行，或互相矛盾，使人们无所遵循，或者执行起来，各部门互相牵制，从而造成有法不行的现象。
王守仁主张犯罪可赎，认为这是解决镇压农民起义时粮饷无措问题的办法。他说：“今后江西南赣等府有兵备去处，各该军卫有司所问囚犯，审有家道颇可者，不拘笞杖徒流，并杂犯死罪，各照做工年月，每日折收工价银一分，送府收贮，以备巡抚衙门军情缓急之用，虽有别项公务，不得擅支。”（106）对于那些家道不丰，但有力缴米之人，被判处笞杖徒流之刑罚，或杂犯斩绞罪后，也可以纳米赎罪，以解决国家贮粮和兵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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