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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严防“盗贼”
王守仁认为，民之为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失却了心之本体造成的。而恶人之失其心之本体，又是由于积习使然，是环境不好造成的。因此，他认为要扭转当时的社会风气就必须造就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为了创造这种好的环境，他设想并实际采取了几项具体的措施：
一是设立乡约。宗旨是：“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讼罢争，讲信修睦。”这实质上是为了动员各方面的力量用民间的管理来控制老百姓。
二是设立十家牌法。这是因为要贯彻“攘外之策，必以治内为先”的方针而采取的动员百姓互相监督、“十家连罪”的办法。它不仅要防“盗贼”，而且要解决十家之内的纠纷。（55）
三是设立保长。这是为了执行十家牌法“专一防御‘盗贼’”，以确保“天下太平无事”（56）而设立的。
总之，王守仁认为，人们的本性在来源上都一同于内心的“良知”，所以，“天下无不可化之人”。（57）而只要统治者们认真实行教化，就可以“变盗贼强梁之区，为礼义完裳之地”，（58）达到“破心中贼”的目的。同时，“德治教化”要以刑罚作保障，对于“果 顽梗强横，不服教化者”，“即行擒拿，治以军法”。（59）这样软硬两手兼施，便可既得民心，又不失之于苟严。
三、慎重选拔、储备和任用人才
在法治与人治的问题上，王守仁继承了儒家的传统思想。但更强调人治。他认为为政在人，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他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这是“万世常行之道。”（60）法虽然也很重要，但必须先有人。得善人、贤人之后，又不忽略制度，方可“尽善”。因为法令需要由人来制定，也需要由人来执行。没有善人立法，就谈不到善法，也就谈不到善治；而有了善法，没有好的人去执行，不仅不能达到善治，反而会使那些执法的官吏投机钻营，危害社会。他说：“大抵法立弊生，必须人存政举。若十家牌式，徒尔编置张挂，督劝考较之法，虽或暂行，终归废弛。”（61）“人存政举，使奉行不至，则革弊之法反为流弊之源”。（62）人于政、于天下之治乱要关重要的另一原因还在于权力掌握者的好坏能够决定国家的治乱。“夫权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窃之，以成其恶；君子用之，以济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济天下之难，而不操之以权，是犹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63）在具体的实践中，王守仁对那些利用手中的权力，不遵守法律，在“私宅接受词讼，吓取财贿纸米，或捕获一贼，则招攀无干之人，乘机诈骗”或“索要年例”、“索要折干，刻取酒食”（64）之军职官员，一律裁割，以保证当位之人忠信廉洁，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
王守仁进一步指出：要使之不致因执法者懈怠而废弛，必须有人、有吉土。因为得人则得其政，失人即失其政。“立政固在于用人，而非人适所以乱政”。（65）事实证明，天下之不治，“皆由有司之失职，而有司之失职，非独小官下吏偷情苛安，侥幸度日，亦由上司之人不遵国宪，不恤民事，不以地方为念，不以职业经心，既无身率之教，又无警戒之行，是以荡弛日甚，”（66）故“君子小人之用舍，天下之治忽系焉”。（67）由于人于政如此重要，因此，在任官上对人的选择，“必其于裣人也，去之而勿任；于吉士也，任之而勿疑，然后政无不立矣。盖所谓裣人者，行伪而坚，有以饰其诈；言非而辩，而有以乱其真者也。不有以远之，将以妨吾之政矣。必也严防以塞其幸入之路，慎选以杜其躁进之门；勿使得以戕吾民，坏吾事，而挠吾法焉。所谓吉士者，守恒常之德，而利害不能怵；抱贞吉之操，而事变不能摇者也。不有以任之，无以成吾之治矣。必也推诚信而彼此之不疑，隆委托而始终之无间；务使得以安吾民，济吾事，而平吾法焉。”（68）有这样的吉士担任各种官吏，认真执行君主颁布的各种法律政令，就能使国泰民安，君上也就能长久安称地统治臣民。
但王守仁也认识到：一般的人，非圣贤可比，“有所长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69）完人、圣贤之才，是百世不可一得的。求全责备，不仅于治理国家无益，反而会乱政。因此，他认为君主在选拔人才时，要“用人之仁，去其贪；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特别是在“仓卒艰难之际”，更需舍人之短，用人之长，这样才能成就好的政治。（70）
王守仁认为，为了更好地用人以应付紧急之变，还需要蓄才备急，特别是在军事方面，因为“得其人，则克以胜；非其人，则败以亡。”（71）他提出的蓄备人才的具体方法是：使公侯之子聚于一所，择文武兼济之才以教育之；于武学之中，岁升其超异者于此，比年而校试，3年而选举，并使兵部侍郎，每发更番寻边，使之周知边关之利害。认为做到了这些，就能应一旦之急需。其实这一办法正好暴露了他的思想的极大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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