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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对当时浇薄的社会风气作了一番分析，指出：“今风俗之患，在于务流通而薄忠信，忠进取而贱廉洁，重儇狡而轻朴直，议文法而略道义，论形迹而遗心术，尚和同而鄙狷介。”（35）具体说来，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种：
1、士气的衰薄。他指出：“今世士夫计逐功名，甚于市井刀锥之较。稍有患害可相连及，辄设机阱，立党援，以巧脱幸免。一不遂其私，瞋目攘臂，以相抵捍钩摘，公然为之，曾不以为耻，而人亦莫有非之者，盖世风之衰薄至于此，而亦极矣！”（36）
2、学风的巧伪。他指出：“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也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37）“议文法而略道义，论形迹而遗心术；每求之于艰深隐奥，是以为论愈详而其意益晦”。（38）“使圣人明易简实之训，反为千古不决之疑。”（39）这些都是由学风的巧伪所造成的。
3、“民俗”的恶劣。他指出：“民之蔽于欲而厚于利”。（40）“爱其财与力，至争刀锥，靳举手投足，宁殆其身而不悔。”（41）例如有的人“为子孙计，或至谋人之业，夺人之产，日夜经营，无所不至。”（42）有的人，“不忍一言之忿，或争铢两之利，遂相构讼……雠雠相报，遂至破家荡产，祸贻子孙。”（43）甚至“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44）民俗恶劣的表现，不一而足。
总之，就当时的社会风气而言，“忠义之降，激而为气节；气节之弊，流而为客气。其上焉者，无所为而为，固所谓成仁取义者矣。其次有所为矣。然犹其气之近于正者也，迨其弊也，遂有凭其愤戾粗鄙之气，以行其娼嫉褊螯之私。士流于矫拂，民入于健讼。人欲炽而天理灭，而犹自视以为气节。”（45）长此以往，“天下之患终必自此而起。”为了防止大患的发生，他认为必须纠正各种恶劣的风俗习气：“今之所薄者，忠信也，必从而厚之；所贱者，廉洁也，必从而贵之；所轻者，朴直也，必从而重之；所遗者，心术也，必从而论之；所鄙者，狷介也，必从而尚之……吾将以忠信廉洁振作天下。”（46）
那么，应当采取一些什么措施来纠正呢？他的主张是：
1、彰明学术
他说：“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于是，“狡伪阴邪”，“恣情纵欲”无所不为。（47）他主张“明学术，变士风，以成天下之治。”（48）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应要求统治者们人人都去“致良知”，“世之君子慎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49）
2、端正风俗
王守仁多次发布《告谕》。命令各府照式翻刊，印发所属各县；作到每家给予一通，其乡村山落，亦照屯堡里甲分散；（50）并由各地推选素行端方、人所信服者几人，不时巡行晓谕，广泛宣讲。《告谕》的内容主要是要求端正地方风俗：第一，节俭办丧事：“居丧，不得用鼓乐”；第二，有病不求巫：“不得听信邪术，专事巫祷”；第三，婚事从俭：“嫁娶之家，丰俭称赀，不得计论聘财装奁，不得大会宾客，酒食连朝。亲戚随时相问，惟贵诚心实礼，不得徒饰虚文，为送节等名目奢靡相尚”；第四，“街市村坊，不得迎神赛会，百千成群”。（51）这些主张，大都有其可取之外。
3、厉行赏罚
王守仁曾命令其属下，不许以任何理由请客送礼，收受钱财，违者严加究治。他规定：“各兵但有管哨官总指称神福、馈送打点等各项各色，科派银物，自一分以上，俱许赴该道面告究治”。为了更好地防治收受贿赂的恶习，他还准许哨官和兵夫对请客送礼、科派银物之人，向“军门”、“道”等军政机关予以告发，不许任何人阻挡。（52）并规定不准各级军政人员借公差机会向当地索求财物：“吏书人民总甲里老百长弓兵机快人等，若揽差下乡，索求赍发者，均长率同呈官追究”。（53）同时，他还褒扬为政清廉的官员。比如，赣县致仕县丞龙韬，平素居官清谨，及其老年归休，贫乏不能自存，而薄俗愚鄙，反相讥笑。他说，风俗薄恶如此，有司者是不能辞其责的。他命令当地官吏将争米、酒、肉亲送其家，并责令官吏“岁时常加存问，量资柴米，毋令困乏”，以示对龙韬的褒奖，并通过这种褒奖来正风俗，教育当地父老子弟，“务洗贪鄙之俗，共敦廉让之风。”（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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