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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守仁看来，明明德与亲民的关系是体与用的关系。他说：“明德亲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亲其民，亲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体也；亲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15）因为能够明明德，明己之性，使自己的心中无时无处不存天理，那么，就能够“惩己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恶也；窒己之欲，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己之利，而因以得民之所趋也；惕己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忽也；去己之蠹，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16）当然，德也不是凭空能明的，必须在事事物物上用功，去其心之蒙蔽，才能够明其明德，“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则必亲于其父，而后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也，则必亲于其兄，而后弟之德明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皆然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17）因此，明德与亲民是合二为一的，舍弃了其中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就不复存在，如果只明明德而没有亲民，就会流于佛、老二氏之说，失之于空泛无用，而没有齐家、治国之效；如果只是亲民而没有明明德，则会失之于智谋权术，而没有仁爱恻怛之诚。这两种偏颇的做法都是圣人、圣世所不取的。因此，齐家、治国、平天下，既要“明明德”，又要“亲民”，并以此作为统治者的基本指导思想。这样，才能实现天下大治。
二、“正教化”和“正风俗”
王守仁认为，统治人民的根本方法在于施行教化。孟子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齐家、治国、平天下，既然首先在于“明明德”，“尽吾心”，那么，当然就只有施行教化，才能使人们“致良知”，才能在思想上使人民驯服，从而使人民不仅在行为上服从统治，而且在思想上消除反抗意识，然后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就刑罚而言，它虽然能使人们安分守己，却不能除去人们心中的物欲，发扬人们心中的良知，因而也就不能消除祸乱的根源。比如说：“有司者赋民奉国，鞭笞累絷不能得，则反仇视。今县尹学谕一言，而民应之若响。使天下之为有司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18）教化的功效，是法令所望尘莫及的。而且法度政事之苛密，有如“烦困炎暑”。（19）如果用苛密的法律治民，必然导致民怨沸腾，最后的结果是盗贼兴起，国家动乱，封建的统治也就动摇了。即使法律并不苛密，制定的各项政令也只能适应当时的社会情况，“法虽暂行，终归废弛，”（20）不能达到教化所能达到的长期起作用的效果。
教化虽然如此重要，但当时的官吏却并不重视，王守仁指责当时的官吏，“无爱民之实心”，“不知教化为先，徒恃刑驱势迫。”（21）“是谓以火济火，何益于治？若教之以礼，庶几所谓小人学道则易使矣。”（22）
基于这种认识，为了推行教化，他专门颁布法令，要求“各该县官务于坊里乡都之内，推年高有德，众所信服之人，或三、四十人，或一、二十人，厚其礼貌，特示优崇，使之分头巡访、劝谕，深山穷谷必至，教其不能，督其不率，面命耳提，多方化导。或素习顽醒之区，亦可间行乡约，进见之时，咨询民瘼，以通下情，其于邑政，必有裨补。若巡访劝谕，著有成效者，县官备礼亲造其庐，重加奖励。如此，庶几教化兴行，风俗可美。”（23）这些具体的规定，对于教化的推行，真起了一定的作用。
王守仁还从理论上论证了用礼来教化民众的可行性。他认为，虽然对民众来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24）但只要去人欲，存天理，则“人皆可以为尧舜。”（25）而由于用来教化人民的礼，也不过是“理”和“性”。所谓“礼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维天之命，于穆不已。”（26）因此，只要教导人们在事事物物上格致诚正，致其良知，使人人都能去其物欲之蒙蔽，还其明镜之心，那就达到了教化的目的，从而也就可以使天下太平无事，实现国治邦安了。
明代中后期，社会政治的腐败，莫不在社会风气中表现出来。对此，王守仁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在上皇帝疏中说：“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刚直之气，而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故其衰耗颓塌，将至于不可支持而自沉。”（27）他还说：“科举之法兴而忠信廉耻之风薄，上之人不能无疑于其下，而防范日密；下之人不能无疑于其上，而鄙诈日生。于是乎至有搜检巡绰之事而待之不能以礼矣，有糊名易书之制而信之不能以诚矣”（28）这种风俗的不正，是社会的巨大隐患。因为“风俗之美恶，天下之治忽关焉”。（29）而“天下之患，莫大于风俗之颓靡而不觉。”是故“古之善治天下者，未尝不以风俗为首务”。（30）他还认识到，社会风气的好坏，不仅是朝政优劣的结果，而且，它一旦形成强大的习惯力量，便会反过来极大地影响社会的政治面貌。在各种违反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行为被人们“公然为之，曾不以为耻，而人亦莫有非之者”（31）的恶劣风气之下，教化，无论对统治阶级内部，还是对被统治阶级，都是无法进行的，因而也是无法奏效的。如果风俗颓靡而不觉，则“甲兵虽强，土地虽广，财赋虽盛，边境虽宁，而天下之治，终不可为”。（32）他用历史上的例子来说明好的风俗在维护统治秩序方面的重要作用时说：“武王胜殷，未及下车，而封黄帝尧舜之后；下车而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式商容之闾。当是时也，拯溺救焚之政未暇悉布，而先汲汲于是者，诚以天下风俗之所关，而将以作兴其笃厚忠贞之气也。故周之富强不如秦，广大不如汉，而延世至于八百年者，岂非风俗之美致然欤？”好的风俗能够巩固统治，坏的风俗则能够动摇统治。“西汉之末，其风俗失之懦；东汉之末，其风俗失之激；晋失之虚；唐失之靡。”这些坏的风俗，虽始而不潦，“譬之潦水之赴壑，浸淫泛滥，其始若无所患；而既其末也，奔驰溃决，忽焉不终，朝而就竭。”（33）他把当时的政治同风俗联系起来，认为当时“天下之不治，由于世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学术之不明，由于豪杰之士未为之倡焉耳。”（34）因此，风俗的重要性，绝不可以忽视；它与天下的治忽是紧密联系着的。统治者对当时风俗的美恶，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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