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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法令，去繁密
陈亮认为，法律法令，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离开一定的规矩准绳。他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有宋一代立国以来的二百年当中，在各方面都建立了显著的功绩，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纲纪总报，法令明备”，“举天下皆由于规矩准绳之中”（14）。所以，不重视法规法令，是不能为治的。但是，法令贵在简易，要求稳定。像庆历（北宋仁宗赵祯年号，当公元1041-1048年）诸臣为了振兴国势而采取不适当的方法，任意“更法易令，于事固然有害”；像王安石变法那样，“不顾朝廷立国之势，正患为文之太密”的实际情况，“罪无大小，动辄兴狱”，尤其不足为训。在这里，他对王安石的批评，虽然有些过头，几乎接近于当时某些流俗的观点，但他关于简省法令，慎重刑狱的主张，毕竟是很有意义的。
就孝宗朝而言，陈亮认为同样存在这一类的问题。例如“以绳墨取人，以文法莅事”，即按照陈旧的规矩选用人材，根据死板的法令处理庶务，其中的弊端就大多是由于法令和规章制度繁密等原因所造成。（15）而由于法令繁密，再加上最高统治者“失之太怯”，因而使得那些“书生得拘文执法以议其后”，进一步造成了其他种种恶果。所谓“正言以迂阔而废，巽言以软美而入，奇论指为横议，庸论谓有典则”（16），便是它的一种具体表现；危害之大，是十分明显的。
陈亮其所以郑重其事地指出政治上存在的这些问题，根本目的，乃在于说请孝宗皇帝实行改革；即说明改革的必要性。当然，这种必要性表现在各个方面，像上面讲的这种问题的存在，只不过是明显的例证罢了。所以他在《中兴论》一文中指出：“陛下以神武之资，忧勤侧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于群议矣。然犹患人心之不同，天时之未顺，贤者私忧，而奸者窃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17）。“反其道”，就是实行政治改革；问题是就怕不实行改革，只要实行改革，便会使局面改观。他说：“诚反其道，则政化行，政化行则人心同，人心同则天时顺。天不远人，人不自反耳。”（18）那么，应当怎样着手改革呢？途径是很多的。针对法令繁密所带来的弊害，他提出的办法就是“简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礼立制以齐其习”（19）。也就是说简他法律，做到令行禁止以杜绝犯罪的发生，崇尚礼义，建立制度，以齐一人们的行动。从当时的情况看来，这本来是应当做到，也可能做到的。然而腐败怯懦的南宋统治者对于即使是这样一点改革，也没有付诸实施的勇气。
二、公欲恶、明赏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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