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革新思想简析-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面对上述严峻的局势，王安石从对外对内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积极的主张。一方面，他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责任感，提出了对西夏和辽采取坚决抗御、进而予以制服的方针，他首先要求扫除朝廷内外自“澶渊之盟”以后因为几次与西夏实行军事对抗失利而产生的失败主义的议论。为此，他力图说服神宗皇帝赵顼，带头克服怯懦思想，立即振作起来。他向赵顼说：“陛下富有天下，若以道御之，即何患吞服契丹不得？若陛下处心自以为契丹不可吞服，西夏又不可吞服，只与彼日夕计较边上百十骑人马往来，三二十里地界相侵，恐徒烦劳圣虑，未足以安中国也”（5）。又说：“秦汉以来，中国人众，地垦辟，未有如今日中国。四夷皆衰弱，数百年来，亦未有如今日。天其或者以中国久为夷狄所侮，授陛下以兼制夷狄，安强中国之事”。（6）一则克服弱点，再则增强信心；在王安石看来，这是北宋王朝在不断受到少数民族侵凌的情况下重新振作起来的唯一的途径。另一方面，他综观全局，认为不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决不足以改变内部衰颓贫弱的局势，走上国富兵强的道路。以这种改革的思想为指导，他在仁宗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由提点江东刑狱回京述职时，在上仁宗皇帝的《万言书》中，便申述了自己的主张：首先，在全面分析当时内外交困的政治形势之后，指出造成这种形势的根本原因是朝建内外“不知法度”；认为只有实行变法革新，才足以扭转摆在面前的政治危机。其次，力主实行一系列明确而有力的方针，政策，以教育、培养、选拔和任用在各方面具有革新思想的人才，以之作为变法图强的依靠力量。再次，改革教育和科举制度、特别是根据学以致用的原则来改革教学内容，使学生学文并且学武，期以担负变国家的贫弱为富强的重任。最后，要求皇帝为厉行新政而采取扫除革新道路上的障碍的坚决措施，并先在贵近权势的臣僚中作起，以为顺利推行新政提供确实的保证。（7）三年以后，王安石在公元1061年知制诰时，再向仁宗上书，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进一步论证变法革新的迫切性。他从分析晋武帝司马炎、梁武帝肖衍，唐玄宗李隆基等古代君主丧失政权的历史事例着手，引出循守旧必然招致国家危亡的结论。他并且严肃地提醒皇帝，当时政治危机已深，决不可为太平的假象所蒙蔽，而应当立即变法革新，推行“大明法度，众建贤才”的方针、政策。他说：“盖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给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苟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则不能询考贤才，讲求法度。贤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岁月，则幸或可以无他；旷日持久，则未尝不终于大乱”。（8）他力图重重地敲响警钟，改变和清除当时朝廷上下为贪图安逸而因循守旧、安于得过且过的危险局面。
　　为了贯彻以上的主张，王安石运用他早就形成的被称为“三不足”的思想，为清除变法革新道路上的思想障碍，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所谓“三不足”，首先是“天变不足畏”。在王安石组织变法革新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受到了守旧派利用“天变”所进行的阻挠。当时如御史中丞吕海、宰相富粥、御史程颢等人，有的说“天灾屡见”是王安石久居庙堂“唯务改作”所致（9）；有的说“天时未顺，地震连年，四方人心，日益摇动”，都是王安石搞了新法的结果。（10）等等。面对这些政敌的围攻，王安石反复阐明了关于“天变不足畏”的观点，认为他们所宣染的“天灾”是不足怪的；“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不足贻圣虑也”（11）不但不足怪，不足虑，而且是不足信的：“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无已，上下傅会，或远或近，岂无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也”（12）既不足怪，不足虑，又不足信，其不足畏自是理所当然的了。其次是“祖宗不足法”。王安石在执政前后向皇帝写了许多报告，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求对当时实行的“法度”毅然从根本上作一番“改易更革”，使之足以适应当时“所遭之变”和“所遇之势”。这本是变法革新的一个前提，然而在守旧派看来，却成了王安石大逆不道的证据。他们一方面引经据典，竭力宣扬“祖宗之法”的“不可变”；另一方面指责和怒斥王安石“尽变更祖宗旧法”，说他其所以这样，完全是为了“掊克财利”，甚至说他最大的罪恶，就在于使得“国家百年之成法铲除废乱，存者无几”。（13）和守旧派勾结在一起的宦官，甚至伏地叩头，向皇帝呼吁：“今祖宗之法扫地无遗，安石所行，害民虐物，愿陛下出安石”。（14）硬是要把王安石除掉而后快。面对这种巨大的阻力，王安石的对策是提出了“法先王之政”的口号。但所谓“法先王之政”，并不是说一切照搬，而只是说“当法其意”，即“视时势之可否，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使适合于当前的需要。（15）这实际上仍然是要“改易更革”有宋建国以来的旧章，只不过是使之得到了一个作为掩护的屏障而已。再次是“人言不足恤”。这里的“人言”是特指当时的流俗之见，亦即大地主阶级守旧派的议论而言的。王安石认为，要谈“改易更革”，就决不能对流俗之见有所顾忌或迁就，否则，便“不能一有所立”，而致贻害无穷。这种看法，对于守旧派而言，自然是不可容忍的，因此被他们拿来作为弹劾他的主要理由之一。例如谏官范纯仁说他“鄙老成为无用之人，弃公论为流俗之语”；参知政事赵抃（biàn卞）说他“强辨自用，诋公论为流俗”；司马光的同党刘挚说他把“守道忧国者谓之流俗”；等等。这些叫嚣正好说明王安石的认识是完全正确的。试想，如果所谓“改易更革”不受到守旧派的攻击，却反而受到他们的赞扬，则这种“改易更革”岂不是大成问题了？因为“改易更革”，即变法的目的之一，在于取消豪绅、权贵、大地主的部分特权，抑制他们的兼并和侵蚀，使地主阶级中的中下层和富裕农民得以保持稳定，以有利于地主经济的发展。这样一来，必然要出现“所宽优者皆村乡朴蠢不能自达之穷氓，所裁取者乃仕宦、并兼、能致人言之豪右”（16）的现象，因而每一措置也就必将受到这后一种人的非议、抵制、怨诽和抗争。依了他们，则变法便不可能进行。所以，为了坚持变法革新，王安石自觉果敢地站在“流俗”的对立面，排除干扰，勇往直前，并且反复劝说皇帝：不要为“异论众多所夺”，不要去“恤浅近人之议论”，以期保证变法的顺利进行。这正是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原则的重要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