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强调“理大罪，赦小过”，纠正“数赦”之失
他认为，一个君主要使天下人“畏而爱之”、“悦而服之”，主要的一条，是要做到“理大罪，赦小过”（12）。他说：“宥其小者，仁也；仁以容之，则天下之心，爱而悦之矣。刑其大者，义也；义以纠之，则天下之心，畏而服之矣”。但是他指出，当时实际上并没有做到这样。请看：“纠察之政，急于朝官，而宽于外官；惩戒之刑，加于小吏，而纵于长吏”，其结果是权力轻而罪过小的，遭到了法办；权力重而罪恶 ，却受到了赦免。他强调，这不是先王宥过用刑的原则。他极力主张“举其纲，疏其网”。因为“纲举则所罗者大”，“网疏则所漏者小”；如果能做到“舍小过以示仁，理大罪而明义”，君主就可以使人畏爱悦服了。与此相联系，在赦宥问题上，他认为赦过宥罪的作法，既不可完全予以废弃，也不应经常加以使用。所谓“赦之为用，用必有时；数既失之，废亦未为得也”（13）。他所举理由主要是说，赦罪之举，大都是用在君王践祚改元之初；不采取这种作法，当然不能体现好生之德。但如果平日里经常去用它，那就“惠奸之路启，而召乱之门开矣”。所以，赦宥的作法，“可疏而不可数”，“可重而不可废”。不纠正“数赦”之失，其危害是很大的。以上这些思想，虽然夹杂了不少的糟粕，但大体上不失允当，是值得注意的。
关于法学的地位与法吏的选用
白居易对于当时法制方面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法律的执行不能获致“安人宁国”的效果的问题，认为应当引起朝廷的高度重视。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发生的原因并不在于法律本身，而在于执法的官吏，即所谓“非
刑法不便于时，是官吏不循其法”（14）。而归根到底这又是由朝廷“轻法学，贱法吏”所造成的。所以，要解决法律执行上的上述问题，关键也在于两条：
（1）“悬法学为上科”
他认为，
刑法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凭藉。把它交由君子去行使，他会以诚信为本，简易执法；“简易则人安”。反之，如果把它交给小人去行使，则他会使出诈伪的手段，造成法令滋章；“滋章则俗弊”。可现在大凡“是条理轻重之文”，一概就询于法吏，这是“使国家生杀之本，假手于小人”。而小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以至于“轻重加减，随其喜怒；出入比附，由于爱憎”。在这种情况下，要解决“刑善”的问题，只有提高法科的地位，使法学升为上科，鼓励俊义之士应考，杜绝小人的侥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