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法律思想，是同封建儒家的正统法律思想一脉相承的。但是对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这种继承，并没有妨碍他在许多问题上的有独到见解的创发。特别是在如下几个主要的方面：
　　关于刑、礼、道三者的关系
　　白居易认为，治理国家有三个基本的凭藉，即刑、礼、道。三者性质不同，用途各异；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说：“人之性情，君之土田也。其荒也，则薙（tì剃）之以刑；其嗣也，则莳（shì势）之以礼；其植也，则获之以道。故刑行而后礼立，礼立而后道生。始则失道而后礼，中则失礼而后刑，终则修刑以复礼，修礼以复道。”（7）刑的作用，虽然是在丧失了道和礼的情况下才显示出来，但只要修其刑，即刑罚的制定和运用得乎其当，便可以达到恢复礼和道的目的。所谓“刑者礼之门，礼者道之根；知其门，守其根，则王化成矣”。它们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都是极其明显的。那么，这三者是不是应当齐头并用呢？他指出，治理国家之必须有这三个东西，正如“天之有两曜（yào药），岁之有四时”，是废一不可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在运用上可以不分主次先后，而应当是“举之有次，措之有伦”；就是说，三者并用也是不可以的。
　　为了说明这种举措的次序，白居易进一步指出了这三者之间的不同的作用。他说：“刑者可以禁人之恶，不能防人之情；礼者可以防人之情，不能率人之性；道者可以率人之性，又不能禁人之恶。循环表里，迭相为用。”在他看来，正是由于刑、礼、道三者各有各的作用，而社会情势此一时期和彼一时期又互不相同，因而才发生根据需要采取相应对策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观理乱之深浅，顺刑礼之先后：当其惩恶抑淫，致人于劝惧，莫先于刑；剗（chǎn铲）邪窒欲，致人于耻格，莫尚于礼；反和复朴，致人于敦厚，莫大于道。是以衰乱之代，则弛礼而张刑；平定之时，则省刑而弘礼；清静之日，则杀礼而任道。”这也就是“举有次，措有伦，适其用，达其宜”的道理。
　　这就是白居易关于刑、礼、道三者关系的理论。结合现实的政治社会情况，他认为当时正是社会安定、内外无虞的年代，应当不失时机地省约刑法，崇尚礼乐，借以巩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统治。其实，白居易生活的时代，仍然是一个政治昏暗的时代。他在发表上述主张的时候，正当宪宗李纯刚刚上台。宪宗比之他的上几辈皇帝虽然略有振作，较能接受谏诤，并多少改革了一些恶政，但基本上是当时腐朽势力的代表者。因此，白居易上述主张的提出，与其说是基于他对形势的估计，毋宁说是基于他遵循黄老尚宽简、务清静的观点，反对“猛政”、“严刑”、要求做到恩威并济的思想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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