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上面说的道理，柳宗元认为，国家的产生取决于“势”。“封国土、建诸侯”的封建制、亦即奴隶主贵族的分封制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势”所决定的；废除这种过时的分封制，而代之以把全国分为若干郡、县、由朝廷派员管理，统一政令，适应封建统治需要的郡县制，也是由历史发展的“势”所决定的。至于法律和法律制度，它们是随着国家制度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因而它们当然也是由“势”亦即历史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柳宗元的这些关于社会发展、进化的观点、关于国家和法的产生、发展是由于社会内部原因所造成、京即由历史发展趋势所决定的观点，有力地揭露和驳斥了传统的“天命”和“天人感应”等一类神秘的说教（6）。这一点我们在《＜贞符＞序》一文中还可清楚地看到。他说，董仲舒对三代受命之符的那些阴阳迷信的说法，全都是错误的。实际上远不止是董仲舒。“自司马相如、刘向、杨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袭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类淫巫瞽史，诳乱后代，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显至德，扬大功，甚失劂趣”。（7）这些见解，对于打破殷商以来，特别是汉代以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观念，显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关于刑和礼的作用
　　刑和礼，或者说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是中国法律史上的基本问题之一。历代学者大抵都有各自的看法。到了唐代，虽然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早已确立，而有关这个问题的论争，仍然尖锐地存在。在柳宗元看来，刑和礼的根本作用，都在于“防乱”；它们的指导原则虽然是一样，但具体的用途却迥然不同：刑的用途在于对违法犯罪的行为，给予诛戮；礼的用途在于对可资法式的行为，给予表彰。旌与诛，即表彰和诛戮，二者泾渭分明，是不容混淆的。他指出：刑礼二者“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夫？盖圣人自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8）一方面，不应当惩罚那些应予表彰的行为，否则，就叫做“黩刑”；另一方面，也不应表彰那些应受惩罚的行为，否则，就叫做“坏礼”。如果把这种“黩刑”、“坏礼”的作法作为榜样，流传下去，那就会使追求正义的人不知所向，危害社会的人不知所立，显然是不可以的。总之，他断言，赏或罚，都必须依据正当的理由；奖或惩，都必须符合通常的情理。务必使刑与礼的运用效果，归于一致。
　　基于这种理论，柳宗元对于武周时期谏臣陈子昂对为父报仇、手刃滥杀其父的县尉徐元庆一案所持主张，作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陈子昂关于对徐元庆先按杀人罪判处死刑，以维护法律，然后为了彰明“礼教”，再对徐加以表扬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是一种不分是非曲直，破坏刑、礼统一性的“坏礼黩刑”、“非经背圣”的主张，决不应当为断狱的人效法。因为在他看来，如果徐的父亲没有触犯刑律，赵师韫杀他只是为了挟嫌报复，那么在上级官吏予以包庇的情况下，徐元庆冒死杀死赵复仇，乃是一种守礼赴义的行为，他不但不应被处死，而且当然应该受到表扬。如果徐的父亲确实犯了罪，赵师韫是依法将他处死，那么他的死是罪有应得；在这种情况下，徐元庆的杀赵报仇，明明是犯上作乱，他的被判死刑，也是罪有应得，为什么还要予以表扬呢？根据这个道理，柳宗元认为，徐元庆“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这样一个“达理闻道”的人，是不会视王法为仇敌的。所以那种认为应当对他处以死刑的意见，是企图滥用刑罚，是对礼法的破坏，是不能作为典范的。他请法语皇帝“下臣议附于令，有断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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