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德礼为先”，并不是说可以忽视刑政的作用。这在韩愈的思想里同样是十分明确的。他认为，刑政，实际上也就是
刑法或刑罚，对于德和礼来说，虽只是居于辅助的地位，但它同样是治国的基本手段之一，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十分重要。因为德礼的教化，毕竟是软的一手，它总有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的时候。这时非采取刑罚镇压的手段，即凭借刑政的辅助作用，便不能达到制服老百姓的目的。所以他在为讨伐淮西三州“贼”，向宪宗皇帝献策时指出：“兵之胜负，实在赏罚：赏厚可令廉士动心，罚重可令凶人丧魄”（43）。既劝朝廷“不可爱惜所费”，又警告朝廷不要“惮于行刑”（44）。这就是他的德刑两手兼用理论的具体运用。
这种德刑兼用的理论，还表现在他对于复仇问题所持的看法上。对于复仇行为应当怎样处理，这是自汉代以来法律上即存在争论的一个具体问题。唐代法制趋于完备，又值先后发生了多起子报父仇的案件（45），以致这种争论迄未停息。宪宗元和六年九月，发生了富平县人梁悦为父报仇杀人，自行投案自首一案。案件上奏朝廷后，皇帝指令说：为父报仇杀人，是一种“发于天性”的行为；自诣公门请罪，足见“志在列节，本无求生”，因此“宁失不经，特从减死，宜决杖一百，配流循州”（46）。韩愈对此发表议论道：“伏以子复父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周官》，又见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分，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47）。根据儒家经典，复仇者“义不同天”；不“非而罪之”，也就是对这种杀人行为采取容许的态度。但是按照法律，却有“杀人者死”的规定，如果容许这种杀人行为，岂不要导致互相无尽止的仇杀，使社会秩序无以维持吗？在这里，礼和法发生尖锐的矛盾了。那么，应当怎样解决呢？他认为，“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例如有的是百姓之间相仇，有的是父亲为官所杀，因而，“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应当视情况的不同而加以区别对待，定出制度，即：“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以达到“经律无失其指”的要求。显然，这个意见模棱含混，除在处理程序上提出了一般的建议之外，别无任何解决问题的高见。倒是对于他关于礼律均不可失，德刑必须兼用的主张，又一次作了充分的阐明，强烈表现了他维护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立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