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见韩德培、杜涛：《晚近国际私法立法的新发展》，载《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9页。
See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1979, Volume XVIII, p. 1222. 该公约委内瑞拉已批准参加。
See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1985, Volume XXIV-I, p. 465. 该公约委内瑞拉正待批准。
David F. Cavers, A Critique of The Choice-of-Laws Problems, 47 Harvard Law Review 176-182 (1933).
同一制或单一制（unitary system）是相对于区别制或分割制（scission system）而言的，它是指不管遗产是动产还是不动产，继承关系作为一个整体适用同一冲突规范所指向的实体法，即被继承人的属人法（本国法或住所地法）。同一制以罗马法中的总括继承（继承为基于亲属关系对财产和身份的总括继承）为理论依据，在19世纪后期逐渐取得优势。参见黄进主编：《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98页。
1928年《布斯塔曼特法典》第7条和1988年海牙《关于死亡人遗产继承法律适用公约》第7条采用了“同一制”的主张。
关于国际私法中的物权问题，可参阅黄进：《论国际私法上的物权问题》，载《法商研究》1995年第3期，第50—56页。
参见黄进主编：《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32页。
See Adrian Briggs, the Conflict of Laws 1-3 (2002).
国际管辖权规则可以分为直接的和间接的两种。一国直接的国际管辖权规则规定内国法院对国际民商事案件有无管辖权，因而内国法院据以决定是否应受理向它提起的案件，而间接的国际管辖权规则规定作出判决的外国法院对国际民商事案件有无管辖权，因而内国法院据以决定是否应承认与执行其判决。参见李浩培：《国际民事程序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
朱景文：《比较法社会学的框架和方法——法制化、本土化和全球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
参见肖永平：《肖永平论冲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页。
参见韩德培、杜涛：《晚近国际私法立法的新发展》，载《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刊》（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这也应该成为21世纪各个国家的国际私法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关于法律的确定性目标与灵活性目标之间的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可参见Symeon C. Symeonides (ed.),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Progress or Regress?General Report 21-35 (1999).
]尽管国际私法立法的法典化已被我国国际私法学界所认同，包括总则、管辖权、法律适用和国际司法协助等几大部分的完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也已由中国国际私法学会起草并于2000年8月在法律出版社以中英文形式出版，但是出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我国官方的立法机构似乎没有采纳学界的主张，而是在目前起草制定民法典的同时，在1987年《
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的基础上起草“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编”作为民法典的其中一编。但毕竟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已被纳入了立法的议程，这也许是我国国际私法学界目前最大的欣慰。担任民法典草案起草小组负责人的我国著名民法学家梁彗星先生也认同了国际私法有必要另外立法，但考虑到单独立法的现实可能性，也在起草民法典草案的同时进行国际私法的编篡。参见梁彗星：《民法典编撰的进程和争论》，载《中国民商法律网》，最后访问时间：2002年10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