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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切封建统治，都是建立在对广大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之上的。但是，比较清醒的封建统治者，往往能根据阶级斗争的形势，审察政治上的得失，注意汲取“一张一弛”的统治经验，运用“宽猛相济”的策略去调剂对农民压迫和剥削的残酷程度。他们不但要追求眼前的利益，而且要顾及长远的利益。所谓“无野人莫养君子”。他们知道只有依靠劳动人民的供养才能活得下去的。而无尽止地加强压迫和剥削，使劳动人民活不下去的结果，终归也会于他们自己不利。李世民统治集团正是这样的比较清醒的封建统治者。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接受的深刻教训和面对的严峻现实，使他们的认识更加深入，要求改变统治策略甚至方针政策的愿望更加迫切而已。
战乱方息，民困未苏，社会凋敝，人心惶惑。为了解救这种严重的局面，从贞观初年开始，李世民除了在求谏纳谏、赞贤任能、杜谗去佞、谨言慎行等标志“贞观之治”的一般特点的几个方面身体力行，作出了突出成效之外，他在和大臣们讨论如何“致治”的问题时，总是紧紧地扣住一个总题目：“安人宁国”。简言之，就是“安定”两个字。例如贞观二年，李世民对王珪等人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累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王珪同意这个看法，并且点出其要害就在于“安人”。希望他善始善终，以尽其美：“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所以失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陛下亲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则在初易，终之实难。伏愿慎终如始，方尽其美”。李世民接受他的意见，略加总结说：“公言是也。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17）事实上他确实也这样做了。贞观八年，他在和魏征等谈话时就说，隋王朝的老百姓即使有财物，也得不到安宁。而他自己当政以后，由于“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所以“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18）贞观九年，他在回顾前一段“治绩”时也说，由于他接受了隋亡的教训，“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19）此外在其他许多场合，也都谈到了关于“安诸黎元”使“各有生业”（20）的问题。这些材料充分说明：李世民统治集团当时所制定的总方针或总政策，概括起来，就是要求社会的安定。就是要“偃武修文”，改善政治，实行教化，保证老百姓安居乐业，发展生产。从当时的现实情况来看，这也是他们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所能采取的唯一的政策。这从制定这一政策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次争论就可看出：争论是由李世民提出大战乱之后用“教化”、即“教民为善”的办法不能很快见效的问题开始的。当时魏征不同意他的意见，认为人们在遭受战乱的痛苦之余，这种办法正好容易见效；就像让饥饿的人吃饭那样，是最容易办到的事。但这遭到了右仆射封德彝的反对，他说：“三代以后，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结果李世民采纳了魏征的意见，并且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厥破灭。”（21）可见，这个政策不仅势在必行，而且正是它的制定和实行，才保证了“贞观之治”的实现的。
综上所述，李世纪统治集团其所以制定并实行社会安定政策，在政治上是慑于农民革命的强大威力，企图借此缓和阶级矛盾，以赢得时间，使唐王朝的统治在一个“安宁”的环境中逐渐巩固起来。在经济上是为了修复战乱之后的残破经济，发展生产，使“人人皆得营生”，以利于地主阶级的剥削和统治。总之，它是由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和社会经济的实际状况所决定的。但必须指出，这样一个大政策的制定，也自有它的思想基础。这个思想基础，就是李世民统治集团杂冶儒道两家思想于一炉：一方面极力崇儒，以实行“德政”，弘广“教化”相标榜；另一方面又大讲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22）提倡“清静无为”，宣扬“无为而治”。这两方面的思想，都使得他们特别重视保持社会的安定，甚至把它当成治国的根本要着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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