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和当时的社会安定政策——论唐太宗李世民的政治法律思想
饶鑫贤
【全文】
中国历史上的李唐王朝，是攫夺隋末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重新建立起来的一个封建地主权。它建立之初，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曾经出现一个被称为“贞观之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繁荣、昌盛的时期，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所谓“大治”的局面。据记载，当时“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米，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1）简直是一幅达到了“至治”的太平盛世的图景。虽然这是旧的史家所记述，不无夸张溢美之词。但是，从多种史籍的记载看来，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得到发展，人民生活趋于安定，城乡人口有所增长，国家实力大大加强，所谓“文治武功”，都超过了前此的各个封建王朝。“贞观之治”之所以在历史上被作为一个重要的事件记载下来，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贞观之治”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它具体形成的过程如何？它同当时李世民统治集团的政治法律思想，有着怎样的关系？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作一些必要的探讨，也许是不无意义的。
一
恩格斯指出：“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2）我国封建社会无数次的农民战争，证明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隋末农民起义的伟大历史作用，不仅表现在一举摧毁了隋王朝的黑暗统治，沉重打击了四个多世纪以来的门阀士族势力，改变了土地高度集中于士族豪强地主手中的情况，从而打破了一部分“部曲”、“徒附”对士族豪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前提；而且表现在迫使封建地主阶级再一次认识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使得新的封建统治者在农民革命的威慑之下不得不“惕焉震惧”，因而在统治策略、方针、政策上，作出某种客观上有利于人民群众和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改变，这正是形成所谓“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
唐太宗李世民以一个出身关陇大贵族的雄豪子弟，发迹于农民战争的熊熊烈火当中。他目睹起义农民摧枯拉朽的巨大威力，早在统一战争和同李建成争夺皇位的过程中，就很重视借起义军的力量为他所用。当时，秦府（3）掌握着相当雄厚的军事力量。其中绝大部分是收编的农民起义军。他每击溃一个起义军的武装集团，总是让房玄龄“先收人物，致之幕府。”（4）但是另一方面，他在掌握政权、当了皇帝以后，却对农民的力量发生了畏惧，震惧着农民起义的矛头有一天会像针对隋王朝那样针对着他和他的统治。特别使他警于目而惕于心的，是隋末“百姓凋残，疲于兵革，田亩荒废，饥馑荐臻”（5）这个烂摊子，加上他即位之初的“霜旱为灾，米谷踊贵”，（6）甚至“道路之间，馁殍相藉”（7）。使得引起隋末农民起义的那种社会条件，不但并无改善，而且还有过之。这在东突厥侵扰的北部边缘各州郡，尤其显得严重：“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8），竟连隋末的形势也比不上了。可见，他所面对的局势相当困难，深恐自己会遭到隋炀帝一样的命运。在这一方面，他的许多言论，是反映了他的某些思想真实的。在他看来，一个做人君的，必须正确了解自己和老百姓的关系。他像荀况那样，把君主和老百姓的关系，比为船和水的关系：“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经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9）。因而他一上台，就向侍臣们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10）在这里，李世民不止是一般地谈论“民贵君轻”的道理，而是表达他真正体验到了“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11）之后的畏惧心情。也正因为这样，他不仅把“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12）作为自己立身处事治国的首要信条，甚至“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13）而且反复告诫臣下，要他们随时“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14）以隋亡的教训来提醒和规谏他。贞观二年，为了求谏，他还向杜如晦提出保证：对于臣僚们为匡救他的过错而进的诤谏，将“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15）。这样，在他的中央机构内部、特别是聚集在他周围的一批重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虞世南、长孙无忌等人当中，也就确实形成了一种经常以隋亡的教训向他提供建议和进行诤谏的“臣以进言为忠，君以听言为急”（16）的风气。这对于帮助李世民锐精为政，以至造成“贞观之治”的局面，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