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法律思想概述-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二）加强经济立法，贯彻“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方针。明王朝建立后，除从各方面创制立法，大力整饬吏治、整肃官风、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箝制和镇压以外，还十分重视经济立法，以图扭转凋敝的财政经济状况。其中如库律的规定，在《大明律·户律》中不仅有关条目较之良、宋两代律均多，而且刑罚也大大加重。又如税法，明初仿唐两税法核定天下田赋，按黄册（户口册）和鱼鳞册的记载，限制人民的迁徙，强制人民交纳赋税和服役。至明中叶，又创《一条鞭法》。这些措施，特别是《一条鞭法》的实施，虽在客观上顺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但其根本目的仍然是为了保证对人民群众的剥削和统治，因此实际上并未减轻无地或少地农民的负担。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尤其如此。当然，在“重农务本”和“抑商”思想的指导下制定的有些政策措施，对解决当时存在的某些实际问题也不无作用，特别是像由海禁到开放海禁的政策变化，对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无促进的作用。这些也正是明王朝晚期在经济上有时出现回光返照的重要原因。
　　（三）整肃纲纪，实行严法治吏。有明一代，特别是明中后期各朝，由于皇帝、王公、勋戚、官僚，其中包括一批炙手可热的阉宦和地主之间所展开的对土地的掠夺，以及他们在其他各方面违法虐民的事实，影响所及，至使官场风气每况愈下。因此，如何严明法纪，整饬吏治，便成为了统治集团中一些人士所关注的问题。例如，从正、嘉之际到万历十年这一段时间内，以杨廷和、张居正为代表领导的改革，就对此作出了各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和短期内使经济、政治的危殆形势，逐渐趋于缓和。它的集中表现之一，就是整肃纲纪，以法律法令绳天下，实行严法治吏。其中张居正关于以“清隐占”与“惩贪墨”为特点的一系列措施，对于整治当时腐败的官风，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此前后，况钟关于纠核不法、拔擢廉吏的思想和海瑞在其任职的地区严法整饬地方官吏的思想，也都是当时法律方面的这种特点的反映。
　　（四）维护封建法制，反对法外用刑。明代统治者们擅政专权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干预和操纵司法、制造冤案，对广大人民群众以至各级官吏施行无所不用其极的法外之诛。在这一方面，作为明初重典治国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首先是朱元璋以其身体力行为其后继者作出了榜样。这一时期，皇帝直接控制着审判大权，司法权力成为了皇帝任意生杀予夺的工具；肆意扩大族诛和连坐的范围，不断制造冤狱，随便实行杀戮；同时加强思想文化专制，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大兴文字狱；在组织上则是以检校和锦衣卫参与或把恃侦查、审判，实行特务统治，加强镇压。总之，朱元璋在使用严刑峻法惩治和镇压官吏及一般平民的同时，已完全把法外用刑作为实现其专制统治、镇压人民和处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经常使用的一种恐怖手段。明中期及其以后，这种情况不但仍然存在，而且有的还变本加厉。如前所述，任用和纵容宦官为害，就是一个著例。在这个问题上，明太祖朱元璋同样是一个始作俑者。他在建国以后，虽曾警惕宦官专政之害，但在他执政的中期，就开始使用宦官参与国内外的一些重大政治活动。明成祖永乐时期，宦官大受重用，地位愈来愈高。仁、宣以后，特别是英宗时期，由于皇帝年幼无知，不理朝政，阉宦们更是大权独揽。总之，自成祖以后到万历年间，宦官势力膨胀，把持国柄，专权误国，对明王朝统治造成了严重的祸害。正如黄宗羲所指出的：“阉宦之祸，历汉、唐而相寻无已，然未有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与朝政之阉宦，无奉行阉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出自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石而后司法；其他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阉宦奉行之员而已。”（19）终明之世，虽有所谓“仁宣之治”和“弘治中兴”的说法，在生产力（特别是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方面，很见起色，大有助于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在政治社会方面，特别是司法专横的问题，一直示得到解决。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其中包括一些中、下级官吏，为了解救明王朝的严重危机，曾经起而维护封建法制，开展不同程度的反对司法专横和法外用刑的斗争，有些开明的地主阶级思想家如郑士利、叶伯臣、刘球等人甚至还提出了许多带有启蒙性质的民主思想。当然，这种斗争是非常艰难的，收效也是非常几微的。但它毕竟反映了明王朝法律思想的另一个侧面，是我们全面研究明代法律思想史所不容忽视的。